《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条例》）5月1日起实施后，泉州市民陈行宪递交了首份信息公开申请（详见本报5月9日，6月5日、11日、12日报道）。虽然申请两次被驳回，但却一石激起千层浪。政府信息公开如何更透明，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怎样才能进一步对等？这些问题，都成了市民热议的话题。
连日来，本报联合沃尔德调查机构，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政府信息公开认知”为主题，随机抽样了300个市民面访调查。此次调查共回收有效样本291份，受访者职业涉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单位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学生等不同年龄群体。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5％的受访者觉得，媒体是政府传播信息最好的途径；遇到政府部门未公开应公开的信息时，70%的受访者表示会提醒相关部门公开或寻求媒体曝光；更有61.9%被访者期待政府信息公开做得更好，完善第三方仲裁制度和法律救助制度。
针对此次调查，本报特邀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刚志点评分析。我们希望通过调查和专家点评，能对政府部门信息公开有借鉴意义，促使民众更多地参与关注国家的法治化进程。
六成不知《条例》实施
调查：38.1％受访者知道条例的实施，61.9％回答不知道。
点评：仅有38.1%的被访者知道《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这并不奇怪。商品经济的社会，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工各不相同，对于其职业与私生活以外的事情不会太关注。
事实上，我对知情者所占比例的估计更为“保守”：一是被访者囿于“面子”问题，某些并不知情者可能会装作了解信息公开条例；二则是被访者主要是年轻的市民，如果考虑到农村居民与其他年龄阶段的公民，知道信息公开条例的比例会更低。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要真正融入社会、深入人心，需要建立健全制度的实施机制，使这项制度与每一个公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尤其是在制度的建立与完善阶段，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媒体的介绍，尤其是对典型案件的报道与讨论也是至关重要的。
调查：主动获取政府信息仅占16.5％，五成的受访者视情况而定，而29.9％的人明确表示不会。
点评：这说明，民众对于这项制度的实施效果与实际价值仍然心存疑虑。一项法律制度之引起民众的积极响应，并不在于它是否具有崇高的价值理念，而在于它能否实实在在影响民众的生活，为其权利的实现提供切实的保障。
申请不成首选诉讼
调查：申请信息公开未果，36％的受访者首选行政诉讼，向媒体求助占33％，提请行政复议为9％。
点评：在不能申请到想要获取的信息时，多数被访者会采取行政诉求和向媒体求助，而不是寻求司法救济或者其他途径。这是因为在我国的传统权力体制中，行政部门的权威性比较强，而在社会生活中，媒体的影响力比较大。
市民申请不到想要的信息，可能会与某些机关、某些官员的抵触情绪有关。但是更大的原因是配套的制度尚不完善。一项法律制度要充分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一系列其他相应配套。譬如，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如何与传统的档案管理制度、保密制度相协调，诸多的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如何及时修改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影响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际效果。
调查：42％的受访者认为，主动申请要求公开是行使《条例》赋予的权利，而主动关注公开信息和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建言献策，各占23％和18％。
点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设置了“主动公开”与“申请公开”两种公开方式。为了便于民众行使权利，《条例》规定行政机关应当编制、公布政府信息公开指南和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并及时更新。
提升民众监督意识
调查：近六成的受访者认为，信息公开带来的最大好处是监督政府、打击腐败和满足知情权。
点评：政府信息公开有很多好处，如监督政府权力、遏制腐败等等。但是我认为其最大的价值，在于提升社会民众的参与意识与监督意识。中国社会要摆脱“一治一乱”的“周期律”，形成民众有序参与、有力监督的法律机制至关重要。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对民众知情权的保障，它对于促进社会民众的参与能力与监督能力具有重要价值。
根据这份问卷调查的结果，政府可以了解到，民众在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与程度等问题上有哪些需求，从而借此改进信息公开的工作。
调查：对于信息公开的内容，四成多的受访者更倾向于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信息，但也有23.4％选择政府财政的开支预算等问题，更有8.6％的受访者关心官员的财产情况。
点评：调查结果说明，民众不仅对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府信息非常关注，也希望借此推进我国的廉政建设。
具体行政行为
纳入司法审查
调查：信息公开程度设置了4个答案，分别是尽量细化、范围广、全部公开、完善第三方仲裁制度和法律救助制度，调查结果显示其所占比例依次递增，分别为19％、19%、27.6％、34.3％。
点评：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可以方便市民寻求权利救济。
调查：《条例》的传播途径上，45％的受访者选择了媒体传播，40.5％的人选择部门信息栏公开和政府部门网络公开。
点评：媒体不仅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渠道，而且在表达公共舆论、报道典型案件、推进制度完善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转化主动提供观念
调查：政府信息公开遇到的障碍，市民选择相对均衡，其中主动提供观念转化比例最高，为26.2％。
点评：在我看来，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需要克服几个障碍：其一是观念障碍，这需要政府机关及行政官员，确立尊重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的观念；二是实施机制的障碍，这需要政府部门认真调研，协调处理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关系，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操作规程；三是监督机制的障碍，这需要完善我国现行的权力体制，建立健全有效的权利救济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