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全球产业分工正在进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成立，有助于中国在此轮全球产业分工中取得有利地位。”3月27日，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
据悉，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已经先后完成了信息工业化进程。“日本的技术基础、人文环境与中国相似，两国在工业信息化发展中有许多相似之处。” 刘积仁说。
他认为，日本完成工业信息化有两大力量推动，一是传统工业借助信息化技术实施现代化管理提高生产、管理效率，二是越来越多的信息化技术融入传统制造业产品，改变产品形态。近几年这两种趋势已在中国形成潮流。
两大力量交汇
刘积仁介绍说，中国工业化阶段性的发展与日本颇为相像，首先从低端制造业开始，依靠的是劳动力成本优势、价格优势；其次依托现代化管理制度，从价格优势走向质量优势；再次引进数控等先进技术，引进信息化管理，形成管理能力、生产效率方面的优势；最后则是将先进的信息技术融入传统的制造业产品，在通讯、消费电子、装备制造等领域取得优势。
“日本能够完成从做产品到做优秀的产品的跨跃，缘于工业信息化。”刘积仁认为，工业信息化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内部管理信息化，包括管理能力、生产效率的提高；二是增强公司与合作伙伴公司、消费者、监管机构(政府)之间沟通的信息化。完成了这些方面的信息化，传统工业企业的制造流程将发生变化，包括供应链、质量、采购管理等方面。
“所有与之有关的环节都是不可控的，只能模糊了管理，利用信息系统就能完成数据集成、分析，找出规律，实现有计划的、适时的数量化管理与生产。”
前两个阶段，中国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而过去十年中，中国企业大量引进西方企业管理机制，已经具备了规模制造与质量管控的能力。
“只有两大力量交汇才能加快中国工业信息化，而这两大力量是：一是传统制造业信息化；二是信息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的结合。”刘积仁说，“工业和信息化部成立恰好顺应了这一趋势。”
刘介绍说，在日本，第一大力量催生了丰田、三菱等现代制造型企业，第二大力量催生了索尼、松下、三洋等企业。而中国的情况将有所区别。
中国的道路
刘积仁继续说，第一大力量催生了冰箱领域的海尔、彩电制造领域的长虹、在PC制造领域的联想以及汽车制造领域的奇瑞等企业，也使它们成长为具有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企业。就拿联想在收购IBM之后耗资2亿美元打造新的IT信息系统来说，对信息化的重视就可见一斑。
而一批管理软件厂商与行业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亦在第一大力量的作用下成长起来。比如东软，目前东软在社保领域占有50%市场份额，在医疗行业占有50%，在电信行业占有30%，在电力行业占有20%，在上交所、外汇管理中心，电子政务等方面也占有相当优势。金蝶、用友、神码、中软也属于这个行列之中。
不过管理软件厂商与行业应用解决方案提供商处境严峻，它们需要面对跨国企业的竞争。平台管理软件厂因为与跨国公司的直接冲突，将面临激烈的竞争。而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基于应用，本土厂商熟悉本地企业，与本地企业有充分沟通，与跨国公司是合作关系(本地应用解决方案基于跨国公司管理平台之上)，环境将较为宽松。
第二大力量现在中国也已经初现端倪。在将尖端的信息技术与传统工业结合方面，华旗是较好的案例，其数字水印技术、电子显微技术、闪盘技术及专利都很好融入了自己的硬件产品。
而在将尖端的信息技术与传统工业结合方面，东软的数字医疗与东软的软件外包代表了今后的两种趋势，数字医疗代表自品牌之路，东软将自己的软件、专利、设计融入到自己数字医疗产品里面，直接销向用户(医院)。软件外包是另一条道路，东软目前与众多知名的汽车、手机、音箱厂商合作，将自己的软件及专利授权给上述硬件厂商，通过技术授权获取利润。
中国的传统制造业厂商今后大多将走上第一条道路，即将自己的软件、专利、设计融入到硬件产品，实现硬件产品的差异化竞争，提高利润空间，走出价格战怪圈。众多软件厂商，包括独立软件开发商则将走上第二条道路，与国际国内的硬件合作伙伴合作。
未来的出路是彩电、DVD、手机里面都有自己的专利、软件、设计，这样才会实现所谓的产业升级。刘积仁认为。
据统计，在手机终端、通讯设备、数字医疗、数控机床、汽车电子等领域，软件、专利及设计占有整体成本的40%到50%。
人才是关键
现在正好全球处于工业信息化重新分工的阶段。在互联网环境里，在工业信息化的条件下，需要提供软件、硬件的厂商，需要整机组装产品的厂商，还需要提供服务的厂商。要在这一轮重新分工中掌握有利地位，把握工业信息化带来的机遇，人才培养是关健。刘积仁如是说。
而在全球产业链条中，中国目前的优势是制造业。而中国又处于试图将制造的优势向服务的优势转型期。2000年6月24日颁布的《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国发[2000]18号文件,简称"18号文")，通过增值税即征即退的政策对软件产业与集成电路产业进行扶持。2010年18号文将终止，中国将推出新的政策。
刘积仁认为新的政策中应该明确中国往哪个产业转移。他建议政府应该考虑如何使高附加值的软件与服务产业向中国转移,如何让中国传统的制造业附加更多的软件、专利与设计。
放眼全球，中国与印度的情况最为相似。中、印两国都是资源贫乏的国家，缺水，缺矿，不缺的是人。低的人力成本虽然一度是中国的优势，促成了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但是在新的产业转移中，需要的却是有知识的人才。
而印度由于理工教育基础好，职业培训机构众多，储备了大量软件工程师，才在软件外包与服务业转移中占到先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