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治理：“互联网+”时代的政府治理变革新模式

　　一、智慧治理：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新选择

　　“智慧治理”概念源自20世纪末的智慧社区和智慧增长运动，是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兴起的。一般认为“智慧治理”是一种将技术导向政府治理的复合治理思路，是将“治理”理念应用于“互联网+”时代中形成的理论。“智慧治理”与“信息治理”相比，智慧治理没有停留于信息技术的层面，而是将技术融入社会治理过程之中，在信息化的进程中注重社会管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市民参与、生活品质。[1]与“数字治理”相比，智慧治理的内容更为丰富并更具可持续性，智慧治理实现了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互联化的深度融合。智慧治理已突破了单纯科技层面的创新，其最终目标在于构建一个更具包容开放、透明服务、责任高效的政府。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智慧治理的内涵尚未给出明确的定义，但主要从三个层面来解读：一是从信息技术层面来定义，主要强调智慧治理的运作需要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人、物、网络的相互联通与互动；二是从实践模式层面来定义，智慧治理可以成为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政府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三是从功能价值层面来定义，认为智慧治理能够整合优化公共数据信息，实现社会治理的精准化与智能化。[2]尽管不同学者对于智慧治理的概念内涵理解层面有差异，但是都侧重强调智慧治理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才能实现良好的治理目标。需要注意的是，智慧治理虽然强调智慧技术的力量，但是其主要还是注重治理的价值。因此，结合以上学者们的观点，我们认为，智慧治理是技术与政府相结合的治理，是满足多元化服务的治理，更是以人为本的治理。

　　（一）“智慧治理”是技术与政府相结合的治理

　　从现代技术的角度审视智慧治理，可以将其理解为是将社会各个部分整合成的一个创新型社会生态系统的技术治理。这里的现代技术不仅包括先进的电子商务技术、智能防盗系统、能源传输系统，而且涵盖了政府电子政务平台、社会治理信息化系统、交通管制系统，其中信息和通信技术是智慧治理的核心技术。因此，技术构成了智慧治理的基础，通过应用各种现代技术，能够快速地掌握社会问题的症结，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需求，最终实现开放包容、宜居宜业、智能高效的治理目标。但从更深层次来看，智能只能作为一个构建智慧治理的手段，现代技术应用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政府治理面临的问题。[3]智慧治理强调技术嵌入政府职能，与现有的社会治理机制有机融合，从而更大程度地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简言之，智慧治理是技术与政府相结合的治理，技术能够发挥作用关键在于现代技术与政府职能的有机结合与共治共享。

　　（二）“智慧治理”是满足多元化服务的治理

　　传统治理模式虽然也关注为社会公众提供服务，但是其更强调实现社会稳定秩序的功能。相较于传统治理模式，智慧治理更加强调满足多元化社会个体的独特服务需求，通过现代技术与治理机制的相结合，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每个人的利益表达，从而更有利于塑造政府良好的形象，实现社会善治目标。尤其是近年来政府力推的智慧城市建设，政府在民生教育、医疗保障、卫生服务、环境绿化、交通设施等各领域都准确掌握了民众的服务需求，并通过科学化施策、创新化供给、智慧化管理、精准化监管，从而提高了社会满足度。政府智慧治理的内涵也正是为了更好地提升治理社会的服务水平，通过有效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需求，从而实现服务型政府目标宗旨。

　　（三）“智慧治理”是以人为本的治理

　　智慧治理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把对于“人”的尊重放在首位，反对一切形式的忽视甚至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是真正体现人本价值的治理方式。智慧治理通过摒弃以往的“以物为本”的思想，在宣扬现代科技与理性为社会带来效益的同时，更加强调其人与人之间、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情感沟通，打造温情社会，是为人民服务理念的宣扬。“智慧治理”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人为本，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同时，“人”也是社会发展中最为本质和活跃的力量，要充分发挥市民及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性与能动性，促进“智慧治理”的建设。正是以人为本作为出发点，智慧治理通过整合政府公共服务和面向城乡居民的便民服务，提升社会公众的生活品质，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

　　二、“互联网+”时代智慧治理的动力机制探析

　　智慧治理作为一项时代命题，必然有着深刻的动力因素支撑。据考察发现，政府驱动、技术驱动、市场驱动、社会驱动等都是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智慧治理的动力机制。

　　（一）政府驱动

　　政府在智慧治理中发挥着引导和协调作用，除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外，更是从顶层设计的制度保障层面构建智慧治理运作的基本环境，从而有效地促进智慧治理的绩效提升。在制度设计方面，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强调推行互联网+社会治理的实践行动，切实提升政府数据治理绩效。2016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充分发挥互联网现代信息技术在政务服务领域的效用，实现部门间数据共享，提升政府行政效率，提高民众满意度。2017年《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推进互联网协议第六版规模部署行动计划》等政策文件陆续出台，引导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2018年，《全国数据中心应用发展指引》要求，全面提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国防等领域信息化水平。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形成有利于“互联网+”嵌入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等的配套制度环境，提升政府智慧治理的效率和管理服务水平。

　　（二）技术驱动

　　自西方启蒙运动开始，技术就被人们认为是驱动所有事业的进步工具。到了十九世纪，技术与进步二者之间的相等关系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坚定的树立起来了。及至当代，从1988年邓小平同志率先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观点，到习近平同志在《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讲话中强调：“科技是国之利器，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必须有强大科技。”由此可见，技术在政府治理变迁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在智慧治理中，技术被嵌入政府治理的大框架下，技术在实现自我推进的过程中使政府的组织结构更趋合理，使治理行为受到效率准则的支配而得到控制。各级政府部门以信息网络为运行平台，综合运用信息技术，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和工作流程的优化组合。智慧治理通过技术驱动，不仅有利于打破政府在管理和服务上的时间、空间界限，而且也有助于政府部门分割的制约，全方位向社会提供优质、规范、透明的管理和服务，实现了政府业务的一体化管理。

　　（三）市场驱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推行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当前，中国正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中，作为市场主体的现代企业，是推进智慧治理的主力军，其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智慧产业和智慧基础设施两方面。在智慧产业领域，现代企业通过自身的信息优势，能够准确把握智慧产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帮助政府开发事关民生事业的各项智慧化产业设施，促进政府智慧治理的产业链升级。在智慧基础设施方面，现代企业在政府部门规划与指导下，通过积极投资地方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例如城乡互联网宽带业务、有线电视、无线电话等，并在通信基础设施的基础上，创新智慧服务平台的应用，从而既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又提供智慧治理的硬件保障。因此，市场驱动是目前智慧治理的重要推手，尤其在市场经济进入新常态时代，现代企业在智慧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和发挥重要功能。

　　（四）社会驱动

　　目前，我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期待，都需要与之相配套的智慧治理来保障和支撑。社会驱动作用的实现就是在有效的互联网技术框架下，社会成员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充分协调个人与集体、公民与社会、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最终促进社会的发展。尤其在当前社会治理创新时代，社会的发展对于智慧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主要通过社会分工、专业化、组织效率提升等途径来实现。另外，社会驱动塑造了智慧治理领域的新职业，在这样的环境下，智慧治理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现阶段政府智慧治理的构建应该将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体系纳入制度框架之中，通过加强技术治理的社会经济保障制度配套，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均衡的公共资源配置，从而克服科学技术治理风险带来的各种问题。换言之，智慧治理存在的逻辑前提就是要保障每位社会成员其生存所必须的权利，给予每个人共享社会发展的机会，从而有利于人类个体实现自由全面发展。

　　三、“互联网+”时代智慧治理的功能价值解读

　　（一）有利于优化信息资源

　　在“互联网+”时代，政府作为多元化信息的获取者与传播者，其首要任务就是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简约高效优势，实现信息资源的智慧化处理与精准化管理。[4]同时，政府将各类信息分门别类，依据各事业单位、市场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群体的不同需求，进行有针对的传播与供给，从而有效地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价值。而实现上述信息资源优化利用目标，就需要政府构建智慧治理的机制，通过整合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自治以及智慧共建四个功能，最大限度优化重组整个社会的各项信息资源。与此同时，政府通过智慧治理机制，还能够充分实现城乡社区公共事务信息公开化与透明化，借用智能电子设备，将信息资源传到公共平台。公民不仅可以通过线下了解社区事务，更可以从线上及时掌握社区发展动态，并参与发表自身意见。智慧治理模式最终将建立起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社区与公民之间的强大信息沟通网络，实现治理资源在社区内部以及社区之间的最优配置。

　　（二）有利于降低政府成本

　　传统政府治理决策主要依靠领导者的主观意志和实践经验办事，也就是俗称的“拍脑袋决策”，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决策的科学化程度，容易导致社会治理危机的发生。再加上，由于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处于封闭状态，无法进行数据信息的共享利用，这不仅增加了政府部门的治理成本，而且加剧了决策的失误程度，不能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而“互联网+”时代的智慧治理倡导通过借助大数据、互联网、网联网等现代技术，以数据说话、以数据决策，通过整合政府组织、市场企业、民间力量以及公民群体等多元治理主体的资源，精准地从源头解决问题，大大降低政府治理的成本。[5]以非法集资案为例，2015年5月，北京市金融局在借助打击非法集资检测预警平台的帮助下，通过大数据和计算机技术对数百万企业进行监测预警，从而准确地掌握了非法企业的信息，成功打击了非法集资企业，提高了政府监管效率。

　　（三）有利于提高治理效能

　　“互联网+”时代的政府治理，是嵌入了信息技术的治理模式。围绕信息技术变革的政府智慧治理模式，能够实现数据的实时获取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政府治理活动也能够根据环境的变化随时进行调整。智慧治理理念通过推进政府的科学决策、全程化的权力监督和全面改进考评体系提升治理效能。首先，在推进政府的科学决策方面，与以往的公共决策模式相比，智慧治理倡导的公共决策模式和决策过程越来越趋向于个性化、透明化和精准化。[6]其次，在全程化的权力监督方面，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政府治理将大数据技术与行政部门的办公平台有效结合起来，构建一种技术保障性的权力监督体系，实现全程化的权力监督。最后，在全面改进考评体系方面，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精细化考评成为可能。在运行机制方面按照标准化、精细化和流程化目标，以量化考核、标准测评、网络支撑、全面覆盖为手段达到工作责任落实，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政府的治理效能。

　　（四）有利于提供精准服务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供给、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物业管理等社会服务，普遍采取一对一、面对面的服务模式，这不仅给政府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和财政负担，而且由于居民需求的多元化与个性化，使得传统服务模式无法充分满足公民的需求。因此，在当前“互联网+”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整合公民群体的利益诉求，化解基层社会治理矛盾，提供普惠化的公共服务体系，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智慧治理正是以社会治理中各参与主体的需求为工作中心，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提供个性化的创新型服务模式。智慧治理能够把国家治理体系内的各个服务供应者整合起来，向社会公众提供精准化服务。[7]政府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分散在多个部门的信息与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更有效地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提高政府的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目前各地智慧治理要求将公共交通、医疗保障、环境保护、公共安全、政务服务等智慧民生应用放在重要位置，这恰恰抓住了智慧治理的方向和重点。

　　四、“互联网+”时代智慧治理的困境呈现

　　我国目前在科学化的政策制定、全程化的权力监督、网络化的协同治理、预防性的危机管理、精准化的公共服务等领域已开始推进智慧政府治理创新工作和实践探索。但智慧政府治理依然面临着制度体系不完善、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智慧平台建设迟缓、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缺乏人文关怀等困境。

　　（一）顶层设计不完善

　　现阶段，智慧治理的顶层设计不完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分别是：智慧治理的体制结构和法律法规。首先，在智慧治理的体制结构方面，现阶段我国各级政府虽然大都建立了信息化共享的政务平台，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协同办公的理念依然偏低，这导致政府尚不能进行科学化决策。其次，在智慧治理的法律制度层面，当前政府部门依然沿用传统的法制思维进行立法，在智慧政府立法、大数据公开立法、信息安全立法等方面尤其不健全，至今仍没有形成一部整体性的智慧政府建设立法。[8]与此同时，现有智慧治理的制度建设本应合理划分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与市场在政府立法中的优越性。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政府与社会的治理边界仍处于模糊状态，政府治理侧重于社会维稳，过分依靠行政力量办事，使得社会与市场失去了应有的活力。综合而言，由于智慧政府的顶层设计不完善，信息化建设缺乏统一的规范和技术标准，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智慧治理的发展。

　　（二）人才培养机制不健全

　　健全的人才培养机制是智慧治理得以发展的关键要素。智慧治理的正常运作需要大量的专业信息化人员的加入，这些信息化人才除了要掌握最基本的智能计算机操作系统，而且还要精通政府治理的各项服务。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缺乏健全的智慧人才培养机制，城市管理者和社区服务者大多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很难适应新的政府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工作挑战。现阶段，智慧治理的人才培育机制不健全主要存在两大问题：第一，智慧人才队伍规模问题。在智慧人才队伍中，高层次信息管理复合型人才十分短缺。目前中国科技创新能力在世界4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的92%）中居第24位，仅处于中等水平；创新能力不足，成为影响政府智慧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第二，智慧人才素质、结构与分布问题。主要表现在：整体综合素质偏低、结构不尽合理、分布不均衡、智慧人才队伍稳定性差、智慧人才培养管理机制僵化等问题。因此人才的缺失和培养机制的不完善是“互联网+”时代政府智慧治理的一大难题。

　　（三）智慧平台建设迟缓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确实加大财政力度和政策倾斜致力打造政府信息化办公平台和数据化社会治理平台。但总体而言，我国直到2015年才开始提出大数据战略，在智慧平台建设层面还远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据课题组调查发现，一方面智慧平台建设的资金来源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智慧治理平台更多的属于一个公共设施，这笔维建费用如果全部由政府承担，则在短时间内会给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但如果由政府、企业以及公民等多主体出资，则大多数企业和居民将会放弃这种方式。另一方面，智慧治理平台建设需要先进的技术支撑，而当前我国在智慧技术方面还处于滞后状态。未来政府智慧治理平台的发展方向势必朝着全国性统一开放的公共电子政务平台发展，其需要的复杂业务处理能力、信息技术支撑能力以及数据信息资源整合能力等都特别高，然而现有制定的智慧治理平台规划建设方案无法对这些问题加以解决。[9]此外，目前已在运行中的一些政府智慧平台，也存在数据共享困难、制度支撑不足、技术协同不够等问题，严重制约了智慧平台的进一步发展。

　　（四）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

　　现代技术在产生益处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即技术风险。所谓技术风险是指隐藏在社会技术中的负面影响，它对社会公众、社会环境以及社会发展都存在着阻碍作用。在政府智慧治理建设过程中，现代技术尽管带来简约高效的工作绩效，但同时也引发了数据泄露、通讯窃听、统计披露、消费分析等侵犯公民隐私权益、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一方面，我国政府目前还缺乏完善的信息安全监督机制，还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来保障网络信息的安全，无法对侵犯公民信息安全的行为进行全面监督。另一方面，对于智慧平台的规范化运营也显得杂乱无章，没有针对网络运营商及用户的管理机制，从而导致信息的疏漏甚至遗失，造成信息使用的不安全。现阶段，计算机黑客的入侵、保密信息的泄露、网络事故的发生，不仅给智慧政府建设和居民个人生产生活造成难以弥补的经济损失，而且也破坏和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严重地威胁政府智慧治理的现实绩效，也阻碍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

　　（五）缺乏人文关怀

　　智慧治理尽管强调先进信息技术的辅助作用，但是其更深层次在于促使应用现代技术与政府职能有机融合的理念重塑，即智慧治理非常注重发挥人的因素，通过政府智慧治理的建设，实现更好地为人们服务的目标宗旨。[10]然而，现阶段大多数政府部门在进行智慧治理建设中，过于突出和强调信息技术的重要性，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文化软实力的价值，致使智慧治理建设中缺乏人文关怀的问题凸显。出现上述问题，一方面，缘于公民观念意识淡薄，对于政府智慧治理建设有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感觉，没有真正参与到政府智慧治理建设之中；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对于公民参与态度的不积极未采取相应的措施。政府部门的不作为，造成居民参与积极性得不到提升，对智慧治理没有自己的责任意识。可以说，目前智慧治理建设中公民的参与不足是个重要的问题，公民是社会的主体，而政府所有的智慧设施建设都是为了更好地为公民服务。但由于政府在智慧治理过程中缺乏人文关怀，很少有公民会主动关心政府事务，这就造成智慧治理的各个方面都很难发展。

　　五、“互联网+”时代智慧治理的优化路径选择

　　针对上述“互联网+”时代智慧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在优化智慧治理的路径选择上，我们需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合作平台，即在政府层面实现合作理念重塑与顶层制度完善、在市场层面实现智慧设备支持与治理技术开发、在社会层面实现人才教育培养与社会机制重塑，通过充分发挥不同治理主体的作用，最终提升智慧治理的现实绩效。

　　（一）政府层面：合作理念重塑与顶层设计完善

　　1. 协同合作的治理理念。

　　相较于传统治理，智慧治理更加强调发挥多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通过重塑协同合作的治理理念，充分整合社会资源，推进专业化分工合作，从而助力社会进步。一是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多元协同合作。政府智慧治理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通过整合市场与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政府治理过程，从而有助于形成政府主导、市场支持、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新格局。二是推动线上与线下的网络协同。一方面，通过线上的智慧治理平台及时捕捉社会热点，准确掌握社会问题，通过社会治理数据库分析，寻找科学化的解决对策；另一方面，通过线下平台发挥政府、市场与社会各类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合作，形成线上与线下网络协同的模式。三是治理手段动态协同。政府智慧治理过程中需要协同运用好法律、行政、市场等多种治理手段，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精准化动态分析能力，及时调整政府的管理行为，从而有效化解治理风险。

　　2. 顶层设计的有效支撑。

　　从宏观层面观察分析，目前中国智慧治理尚存在顶层制度设计不合理、项目一哄而上、基础参差不齐、定位各自为政、信息安全缺失等不足。[11]因此，推进政府智慧治理建设，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必须重视政府智慧治理的顶层设计。首先，加快推进政府智慧治理的制度建设。智慧治理的正常运行需要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和政策进行保障，因此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智慧治理运行的统一标准规范理应成为制度建设的重点工作。其次，完善政府智慧治理的体系建设。智慧治理的体系建设需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基础、政府的职能转变、社会治理的需求等方面进行全面统筹。伴随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政府将逐渐呈现去中心化的趋势，智慧治理的体系建设应向扁平化结构发展。最后，健全政府智慧治理的机制建设。智慧治理的机制包括组织机制、管理机制、评估机制、监管机制以及反馈机制等方面内容。通过健全上述机制内容，推动智慧政府建设的工作开展，有利于及时发现政府治理过程中的不足与缺陷，为改善政府智慧治理指明方向。

　　（二）市场层面：智慧设施建设与治理技术开发

　　1. 智慧设施的建设支持。

　　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基层设施建设，是促进政府智慧治理的前提。工业时代为社会提供了硬件基础设施，而信息时代的智慧治理除了依靠这些传统的硬件基础设施之外，更需要借助新一代的物联网、云计算、决策分析优化等信息技术，将社会中的物理基础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社会基础设施和商业基础设施连接起来，成为新一代的智慧化基础设施。[12]基于此，政府需要在把握未来技术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完善网络基础设施的标准化与智能化应用，通过建设智慧设施为政府智慧治理绩效提升保驾护航。具体包括：一是要加强信息基础网络建设，尤其是重点开发下一代宽带互联网、下一代广播电视网、城乡无线网络系统以及物联网系统等的布局与建设。二是要加强智慧云平台建设，通过开发建设电子政务云、公共信息服务云、突发事件指挥云、信息安全云等智慧云，提升政府智慧治理的平台设施基础。三是促进智慧治理的公共数据库建设，构建政府治理应用基础数据库和综合专题数据库，为发展智慧政府治理和智慧公共决策奠定基础。

　　2. 治理技术的合理开发。

　　政府智慧治理需要开发先进的技术，过去几十年，在诸如高性能计算机、高速通信网络和低功耗的嵌入式传感技术的进步以及远程信息处理、宽带融合网络、情景感知计算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定位系统、互联网语音协议、无线宽带、无线射频识别，空间网络系统以及无处不在的传感器网络都推动着智慧政府的发展。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致力物联网核心技术的研发，物联网是智慧治理建设的重点，为开放式创新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智慧治理强调技术基础设施和支撑技术问题，凸显系统的可访问性和可用性。因此，现阶段我国要以“互联网+”为时代机遇，充分认识开发包括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机器学习、人工智能等在内的现代先进技术的重要性，通过创新现代信息技术推动政府治道变革，高度重视治理技术的合理开发与应用。

　　（三）社会层面：人才教育培养与公民参与拓展

　　1. 人才与教育的催化剂。

　　人是智慧治理的灵魂，人的能力因素、关系资本、高等教育的作用、技能创造性和人才是社会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对于智慧治理来说是重中之重。[13]因此政府需要推动高校、企业与国内外知名院校、研究机构进行合作办学，以产学研的理论实践学习模式调整，着力培养智慧治理紧缺人才。一是通过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机制，优化目前的学历教育、继续教育等教学形式，深化对政府公务人员、企业领导人员的信息化培训，加快培育复合型、实用型的智慧治理人才。二是通过重点开发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开发中心，致力于在数据挖掘、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领域培育现代技术管理人才，使其能够掌握世界前沿的现代信息技术。三是政府要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配套设施，以优厚的条件广泛吸引海内外信息化高层次人才就业创业，为政府智慧治理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2. 公民参与的提高拓展。

　　政府智慧治理并不单纯是公务人员的职责，更需要提高广大公民的参与积极性。公民既是政府智慧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也是政府智慧治理的最终受益者，其在智慧治理过程中扮演着自身利益代表者、规划过程的参与者和监督者的多重角色。在智慧治理模式下，互联网能够对民众进行赋权，扩大他们的政治参与、创新参与社区自治的体制环境。不少学者认为，信息技术通过提供多种手段可以减少政治不平等、健全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生活的有效载体，畅通居民参与自治的渠道，提供居民表达意见的场所。[14]智慧治理鼓励和倡导公众通过微信、微博、政务APP等移动设备，对政府的公共事务办理情况提出意见与建议，促使政府全方位地向社会提供优质、便捷、人性化的服务，真正实现智慧治理的绩效。（作者：沈费伟管理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与政府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