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全球智慧城市发展正迎来重要的转折点。经过近十年的尝试与探索，全球的城市智能化进展显著，高收入城市在技术基础设施以及数字应用程序方面优势显著，但一些亚洲的发展中城市正在快速崛起，并将成为未来全球智慧城市运动的中心地带。智慧城市需要智慧的政府，但私营部门和所有居民的参与在塑造城市的未来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智慧城市正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
智能手机已成为当代城市的新钥匙。它们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接口，以此访问关于交通、重要服务、警报和社区新闻的大量即时信息，并自己生成数据流。信息由嵌入整个物理环境的一层传感器不断地输入，这些传感器实时捕捉大量数据，并将其输入复杂城市运营和基础设施系统的分析系统中，有时甚至可以进行无需人工干预的即时远程调整。当数以百万计的个体行为者利用数据为自己做出更好的决策时，这些效应叠加起来，使整个城市变得更有效率，反应更灵敏。在运输和排队上浪费的时间更少，健康和安全状况也有所改善。能源、资源、空间和投资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今天，人们在城市世界中穿行的方式看起来与十年前已是大不相同，而且很有可能在未来的十年里将发生更剧烈的变化。经过多年的试验和探索，城市变得越来越智慧。全球主要城市已经吸取了早期的成功经验教训，正在走出试点阶段。
技术本身不再是一个限制。智能手机普及率、连通性、物联网、分析和机器学习的快速进步，为一系列创新铺平了道路。新应用程序的范围不断扩大，其功能也越来越复杂。然而，当引入任何新技术时，采用它所需要的所有行为更改和组织变革都需要时间。这表明，未来几年，城市将继续以更深层次、更深远的方式变得更智慧。
智能城市的下一阶段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更加关注人。大多数城市的领导者已经意识到，居民和工人的担忧必须成为任何技术战略的核心。数字智能为城市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工具，以切实可行的方式提高生活质量。现在存在着广泛的应用程序，使城市不仅更有效率和更为多产，而且更灵敏和适合居住。未来，城市可能即将为居住在其中的人们的福祉创造更有意义的改善。
全球智慧城市发展现状图景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对全球范围内的50个智慧城市发展现状进行分析，这些城市包括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以及不同密度、基础设施质量和规模的城市。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即使是世界上最先进、最雄心勃勃的智慧城市，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许多城市尚未实施一些可能对其优先事项产生最大影响的应用程序。第二，治理城市的政治框架并不决定城市变得更加智慧的能力。政府权力更集中的城市可以强制要求改革，但民主社会的城市往往拥有更开放的生态系统，选民要求对影响他们生活的问题作出反应。较富裕的城市显然更有能力建立全面的通信和传感器网络，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高收入城市都有动力实现所有可能的应用。然而，作为一个整体，高收入城市的转变通常更快。另外，研究还发现，在一些老龄化较严重的高收入城市，对智能技术的使用水平和公众意识较低。这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对现有功能的满意程度、对变革的抗拒、对技术的高期望、应用程序本身缺乏直观的用户体验，或者缺乏沟通和公众参与。相比之下，在中国城市的中看到了惊人的意识和使用水平。新兴经济体的命运将取决于其城市的发展，而亚洲年轻的数字原住民人口和需要解决的重大城市问题，可能使其成为未来全球智慧城市运动的中心地带。
高收入城市建设高水平技术基础设施，而发展中城市则处于劣势
拥有最先进技术基础设施的城市包括新加坡、纽约、首尔、斯德哥尔摩和阿姆斯特丹。这些城市都拥有超高速通信网络，并正在推出5G服务，同时采取不同的方式建设世界级的数字基础设施。例如，首尔拥有世界上最快的互联网速度和广泛的LPWA网络；斯德哥尔摩受益于一项扩大宽带、用智能电表取代传统电表的国家计划；新加坡通过建设尖端通讯网络来打造现代化、无缝的商业环境，它是世界上第一个覆盖免费Wi-Fi的地方；桑坦德在垃圾桶上安装了数千个RFID追踪器；哥本哈根以其开放数据门户的创新方式而闻名；旧金山拥有强大的宽带和LPWA基础设施，以及密集的智能能源和水表网络；纽约的LinkNYC和公共Wi-Fi非常便捷。
所有城市都有非常广阔的向上发展潜力。在传感器和设备的部署范围、通信网络的质量和开放数据的存储方面，即使是全球最先进的城市也只是完成了大约2/3的工作。大多数城市仍然存在网络弱点、覆盖范围的差距和持续的数字鸿沟，导致某些弱势地区和群体无法上网。在整个城市的所有可能有用的数据收集点安装传感器的工作还远远没有完成。总的来说，北美、欧洲、中国和东亚的城市都拥有相对强大的技术基础，中东的城市同样如此。但是，拉丁美洲、非洲和印度的公司却比较滞后，尤其是在资本最密集的传感器安装方面。此外，智能手机的普及率也存在着鲜明的差异。4个高收入城市位于智能手机普及率超过90%的国家，而有7个低收入城市位于普及率低于60%的国家。同时，一个城市的规模与其技术基础的实力并不相关。一些较小的城市，如斯德哥尔摩、奥斯汀和桑坦德，得分相对较高。最后，除了曼谷、拉各斯、孟买、墨西哥城、圣地亚哥和银川等几个地方以外，50个城市中大多数都有开放的数据门户。建设这些门户网站可以帮助低收入城市启动转型。由于公共数据有助于促进私营部门的创新，因此，开放的数据门户可以为不需要公共投资的应用程序发展铺平道路。
北美和亚洲城市在应用程序推出方面具有领先地位
在应用程序推出力度最大的7个城市中，有6个位于北美和亚太地区。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流动性一直是重中之重，但是那些应用程序使用数量最多的地方，包括纽约、洛杉矶、伦敦、新加坡、深圳和首尔，已经扩展到多个领域。将关注点扩展到流动性以外，使得这些城市将更快地形成良性发展循环。同时，也有许多城市还没有实施有助于解决城市问题的数字应用程序。
在移动程序应用方面，流动性显然是欧洲城市的重点，这些城市在其他领域的实施往往较为温和。几乎所有城市都可以使用私营部门的网约车服务，以及自行车和汽车共享应用。相比之下，很少有地方采用基于需求的微型交通、公共交通的预测维护或拥堵定价。
在安全程序应用方面，对于犯罪率高的城市，如里约热内卢、开普敦、墨西哥城和芝加哥，安全应用程序已经跃居优先应用的首位。大多数城市至少已经试点了智能监控、实时犯罪地图以及为警察配备随身摄像头。但是，有近一半的城市还没有使用甚至还未试用数字应用程序，以加快对紧急情况作出第一反应的人员派遣速度，也很少有城市进行数据驱动的建筑检查。
在健康程序应用方面，北美城市往往在智能医疗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相比之下，非洲的主要城市则远远落后。大多数城市都安装了空气质量监测传感器，远程医疗也正在广泛试点。以中国的银川为例，该城市已将数字医疗服务嵌入其专门打造的智能社区。虽然大多数城市都有全面的传染病监测系统，但许多发展中城市没有。另外，有一半以上的城市没有使用基于数据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在公用事业应用程序方面，拥有强大技术基础的城市在公用事业应用方面更多地依赖于数字应用方案。迪拜已为其电网配备了智能电表，并实现了家庭自动化系统和基于行为的电力消费跟踪的高度应用。北美、亚洲和欧洲的首都排在前列，而拉丁美洲的城市则远远落后。
在经济发展、住房和社区参与程序应用方面，世界各地的城市居民都可以利用某种平台进行面对面的联系。各个城市在政府数字化以及面向公民的服务方面处于不同的阶段。在美国，波士顿、西雅图等城市已经开发了311个用于非紧急情况的应用程序，如报告滋扰、坑洞和涂鸦。巴塞罗那创造了一个数字平台，为居民提供了一个参与决策的途径。虽然个性化的学习平台在教育和就业再培训方面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但这一领域基本上仍未得到充分开发。
少数几个亚洲大城市在认知和使用方面非常突出
亚洲城市特别是中国的城市，如北京、深圳、上海等，在对智能技术的认知、使用和满意度方面表现最为出色，公众已普遍将智能城市应用程序纳入日常生活。相比之下，澳大利亚和一些欧洲的城市在认知和使用方面显得较为落后。对此的一种解释可能是拒绝改变，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人们对传统基础设施系统的功能非常满意，并没有看到智能城市应用程序的显著改善。东京也是如此，在所有50个城市中，东京在应用程序的认知和使用方面排名垫底。另外，对于隐私和数据安全的重视程度和文化态度，可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许多欧洲人对使用智能城市应用程序不像亚洲和北美的同龄人那样感兴趣。
全球智慧城市发展策略展望
在智慧城市建设上，全球所有城市都面临自己的复杂性及这样或那样的挑战与问题，但无论城市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未来的进步都取决于明智的管理和执行力。
将智能规划与资产开发相结合，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系统
智慧城市技术可以帮助城市获得更多资产。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城市锁定在资本密集型的长期计划中，而这些计划的基础是它们对需求演变的预期。现在，使用传统构造和智能解决方案的正确组合，可以更动态地响应需求的变化。政府可以用更短的规划周期进行更灵活、数据驱动的投资。智能技术并不是解决城市问题的万灵药方，但如果将它们与互补政策和基础设施投资相结合，可以加速城市的发展。例如，首尔正在努力减少私家车的必要性。除了实施智能交通解决方案，该市还在采取措施，如将街道车道重新分配给行人和自行车，并严格限制新建公共建筑的停车位数量。而纽约则提供了一个关于智能技术局限性的警示。该市现在通过数字标牌向公交乘客提供实时状态更新，并计划在不同的交通方式下提供非接触式数字支付。但这不足以克服地铁系统的老化和恶化，长期的延误已经成为居民和工人的主要压力来源。对于硬资产和设施维护的需求是无法回避的。智能技术无法弥补基础设施投资短缺的不足，但随着核心组件的升级，智能技术可以通过增加新功能来帮助投资走得更远。
以开放的态度支持创新，吸引私营部门的参与
政府是所有服务和基础设施系统的出资者和营运者。虽然大多数应用程序由公共部门实施，但大部分初始投资可能来自私营部门。公共资金只能预留给那些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此外，公共部门需要进行的初步投资一半以上将产生积极的财政回报，这为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打开了大门。城市政府机构可以适当收缩，为私营企业、国有公用事业企业、大学、基金会和非营利组织提供发挥作用的空间。当私营部门的创新有机涌现时，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监管、召集关键参与者、提供补贴和改变采购决策。一些城市没有采取总体规划的方法，而是将自己定位为生态系统，创建联合体，甚至是实体协作空间。例如，阿姆斯特丹智慧城市采取的是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将市政机构、教育机构、非营利组织、私营企业和初创企业聚集在一起。
把人作为城市中心，用科技联结城市
技术可以改变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关系。居民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互动应用程序与政府官员和机构进行对话。城市可以利用科技，在广泛的议题上把握民意脉搏，以公众反馈为基础，对制度进行不断完善。大多数应用程序都需要智能手机，因此让更多的人能够便捷上网是当务之急。当城市选择实施哪些项目时，所有居民和社区的需求都应该被提上议程。利用技术为老龄化人口服务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发展领域。例如，新加坡和东京等城市正在使用远程病人监测和远程医疗等应用程序，帮助老年人在家养老。技术具有隔离人群的可能，但城市可以通过积极寻找将其用于构建现代社区和个人联系的方法来扭转这种趋势。例如，利用社交网络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支援服务、监控、育儿支持和社区活动。
吸引科技人才，创造跨机构创新的空间
城市智能化不是自然发生的。城市需要给他们的机构创造适合创新的空间。不断吸收和增加科技人才，是城市政府的一项首要任务。许多地方已经开始增加新的角色像首席数字官或建立跨学科的智慧城市单元。例如，波士顿建立了一个数字分析部门，而芝加哥建立了一个数据科学团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智能化建设需要渗透到政府的各个方面。
用网络智慧解决隐私和安全问题
越来越多的监控和数据驱动的警务工作，引发了人们对时刻被监视的担忧和禁止政治异见的可能性。政府和私营部门在持有并共享敏感的个人数据时，必须制定处理和保护个人数据的周密协议和保障措施。智慧城市的网络安全漏洞也日益构成重要挑战。物联网为黑客攻击提供了广泛的“表面区域”。安全系统、医疗监测器和自动驾驶汽车受到破坏，可能造成生死攸关的风险，如果不法分子关闭城市的电网或供水，产生的后果不可估量。城市需要优先考虑他们最敏感的资产，并采取最严格的防御机制。任务关键的应用程序在被大规模采用之前应该具备很高的安全性。
附1：国脉“一网通办”核心支撑系统（GDBOS），助力数字政府建设
数字政府2.0操作系统、政务数据体系2.0基础标配、政务服务一体化升级方案。又名“政府数据业务操作系统”（GDBOS）, 是基于国家有关政策要求、各地实践经验、数据体系理论、微服务技术架构，围绕“大数据、大系统、大平台”融合一体思路，为各地数字政府升级而量身打造的一套作业平台。运用数据体系、标准治理、业务再造、组织进化等工具和方式，可从结构、标准、模块架构上对当前政务服务平台体系进行优化、重组和升级。有效适配部委、省、市、县（区）不同层次需求，支撑数据整合共享、政务流程再造和服务模式升级，全面提升政务服务能力，夯实数字政府基础，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依托"产品+数据+标准"框架，构建"标准支撑、数据体系、业务再造、数据治理、管理赋能"五大体系，无缝衔接既有业务系统，有效驱动政务服务整体运作：①落脚在“办成”，把政务数据归集到一个功能性平台，企业和群众只进一扇门就能办成不同领域事项；②综合提升政府政务服务、数据整合与治理能力，并最终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与智慧组织进化。
附2：国脉政策通（又名“国脉一体化惠企政策服务平台”），是对标中央关于“各项惠企政策落实到位、易于知晓、一站办理”要求，打通政策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帮手级产品。以“惠企政策精准送、补贴申报一次办”为核心，提供政策“发布、汇聚、查看、送达、办理、督查、评价”全套解决方案。基于市场主体、民生服务和营商环境优化，从最小颗粒化、数源标准化、数据共享化、组织协同化、业务融合化五个方面着手打造，实现群众与企业真正“知政策、懂政策、享政策”，依托政策红利更好发展。截至目前，该系统已于深圳市、杭州市、佛山市、浦东新区、南山区等地应用，获企业群众普遍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