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治理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这是继生活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经济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后，上海关于城市数字化转型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
数字化转型是竞争新赛道、发展新动能。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着眼的是全覆盖、广渗透和强应用；另一方面，数字化具有社会性、泛在性、渗透性、颠覆性和复杂性等本质特性。这就决定了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还要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从体系化构建角度来说，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需要在“企业主体充分担当、数字人才广泛涌现、社会氛围良好活跃”这三个方面着力。
强化企业主体作用
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发展进程中起着运转与活跃整个数字化有机体的重要作用。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首要的是确立企业主体地位并强化其主体作用。
一方面，企业自身要走出认识和实践上可能存在的一个误区，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有些企业也许因为自身的经营领域或范围的传统性或者特殊性，认为可以置身其外。但实际上，数字化转型与每个企业都息息相关。企业不仅要在思想上重视走数字化转型发展之路，更要积极主动、坚定有力地在行动上加快走，全面做到自觉接轨数字化、自发推进数字化。
另一方面，必须不失时机地大力推动企业投身数字化转型发展。在引导政策的设计上，着重增强企业数字创新的内外动力，既要正向激励企业不断实现数字化，也要反向倒逼企业加快向数字化迈进，从而形成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互支撑、相互配套的政策体系。政府要积极发挥企业身处数字化转型一线的能动作用，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点项目协同和研发活动一体化，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数字化转型发展主体相互协同的数字化转型联合体，打造高效强大的共性数字化技术供给体系，提高数字化转型发展成效。与此同时，全面推动数字化转型示范工厂建设，鼓励龙头企业打造有影响力的行业平台，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升级改造，推动重点行业整体实现数字化转型。
加强数字人才培养
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归根到底要靠一大批人才。为此，必须积极面向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与塑造上海竞争新优势，努力厚植数字人才发展优势。
首先，应当更加重视数字人才的自主培养，以加快建立数字人才资源的竞争优势。数字化作为一项复杂性、系统性、综合性工程，涉及范围广、覆盖学科多，交叉、融合和边缘特点极为明显。这就要求我们在数字人才的自主培养上，既要在思想认识上树立起宽广、系统的数字人才观，又要在培养路径上各方协同、内外联动、广开“才”路、梯队发展。依托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不同主体，培养大量数字技术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综合性管理人才，建设一支由基础研究、专业技术、高级管理等人才组成的多领域、多层次的数字人才队伍，并努力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顶尖数字人才。
其次，建立健全更加开放包容的数字人才体制机制，构建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数字人才治理体系，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人才制度优势。建立健全分类科学、层级清晰、有机衔接的数字人才培养支持机制，促进人才、项目、基地一体化发展，努力造就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高水平数字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完善相关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服务、支持、激励等体制机制，在履行国家使命中成就人才、激发活力。
第三，以国民科学素养提高为基础，不断提升全民数字应用能力。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对国民科学素养和数字应用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可以这么讲，不断提高国民科学素养及能力是数字化转型发展战略得以成功的关键性基础与先决性条件。一般而言，衡量国民科学素养高低，主要有三项标志：国民受教育程度，理解科学知识与方法的能力，专利发明数量。而这三项标志本身就同数字化转型发展状况具有完全的正相关性。通过更基础更广泛的国民科学素养的提高，能够使人们更好适应职业结构变迁和生活方式变化带来的新要求新挑战新机遇，最终不断提高人们运用与开发数字技术的能力水平。
营造社会良好氛围
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需要在全社会营造良好氛围。主要应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二是相关体制机制建立健全，三是数字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第一，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以数字底座、数据中枢、赋能平台为关键支撑的数字化转型基础，具体包括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通过夯实城市数字底座，进一步提升网络能级、算力能级和数字设施联通水平，从而极大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丰富智慧化应用场景。
第二，数字化转型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我们所进行的探索和努力都必须以建章立制的形式规范起来、固化下来，从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一是开放共享体制机制，主要针对全域性数据信息的处理利用。为此，必须加快推动数据交换交易，大力发展数据要素市场，探索建立数字交易平台，建立数据确权、交易、登记和清算等基础性制度。二是权益保护体制机制，既对数据开发应用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也对个人权益及隐私加以保护。三是风险预警体制机制，重点是着眼于大数据本身的整体性安全和伦理道德层面的风险防范。
第三，大力培育数字文化，其对数字化转型之意义就如同“鱼水关系”。数字文化的最高层面就是倡导形成支持数字化转型的社会价值观。当数字化深入人心而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时候，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就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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