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共同富裕的问题，不断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新道路。我国在持续改善和保障民生的同时，已经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近年来，数字经济被广泛地认为是继农业经济与工业经济之后的全新经济形态，我们将其作为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数字经济的搜寻成本、复制成本、运输与沟通成本、可记载性和验证性等特点，对于技术进步、传统生产要素与数据这一新生产要素均存在显著的影响。这些也使得数字经济与不平衡发展的关系是错综复杂、并非单向的。
数字经济是否能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帮助低收入的地区或群体拥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笔者认为，数字经济的内在特征使得其完全可以更好地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从而促进区域间平衡发展，这至少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数字经济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互联网的普及让知识的获取打破了时空限制，降低了信息的非对称性与非完整性。只要有互联网设备，人们可以大幅降低获取学习资料的成本，落后地区在这方面存在着后发优势。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改善落后地区学习资源匮乏的问题，与发达地区的高人力资本存量相比，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存在更大的提升空间，所以数字经济的发展可能对低经济水平地区产生更大的影响。
第二，数字经济凭借搜寻、复制和运输成本等特点，能够促进技术扩散和知识外溢，使落后地区实现“蛙跳式”发展。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引进市场上较为成熟的数字技术，利用技术扩散促进增长，引进技术的成本要比最初研发的发达地区付出的成本低很多。
第三，数字经济促进了市场一体化，提高了匹配效率与市场可达性。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商业模式的禁锢，极低的搜寻成本能提高匹配与交易的效率，还可能创造一些新的消费需求。电商平台的盛行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区域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物流等交易成本，促进了国内市场的一体化，这可能对落后地区产生更大的影响，提高了市场可达性，显著扩大各地地方性产品的销售空间。
第四，数字经济催生了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素。经典的经济增长模型只包含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两大要素，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源是关键的生产要素。而每一种新的生产要素的出现，都必然带来新产业的涌现，带来产业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和实现追赶的契机。如近年来，一些西部省份正在加快推进大数据产业的建设卓有成效。由于地理环境、资源禀赋等原因的限制，这些地区长久以来是经济发展的“洼地”，只靠传统传产业的发展很难实现高速增长。大数据产业打破该地区发展传统经济时面临的激烈竞争，发挥其气温低、电价低等比较优势，从而带动该地区实现比发达地区更快的增长。
第五，数字经济可能重塑经济地理格局。数字经济能够极大地降低交通运输成本，数字经济增加了企业选址的自由度，在面对发达地区较高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时，助推企业往低房价、低用工成本的地区迁移。比如，中国整体产业及服务业的集聚程度从2011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互联网的发展削弱了经济发展的时空约束，降低了企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成本。
故而，笔者认为，数字经济确实有利于相对落后的地方追赶发达地区，从而缩小地区差距并促进共同富裕。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现实中数字经济在各区域发展不平衡，甚至数字鸿沟现象还明显存在。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无论是互联网普及率，还是人均电商销售额等和数字经济密切相关的统计指标，我国西部和东部差距明显。即使各区域人们能接入到相同的数字设备，他们对于设备的使用能力也存在明显差异，这也是现阶段的新型数字鸿沟。另外，目前大部分数字化企业集中分布在相对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数字化产出规模比落后地区更大，能更快地促进该地区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从而强化发达地区的先发优势。
因此，一方面数字经济能够更好地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追赶，另一方面现实中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差距，这恰恰说明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落实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采取措施尽可能消除区域间的数字鸿沟，通过在落后地区优先发展合适的数字经济产业有效促进他们实现经济追赶，进而实现区域间协调发展。这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大力加强落后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设。当前我国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正在加快实施一批新基建项目，可适度偏向欠发达地区。二是抓住当前数字经济和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催生一批新产业的契机，通过政策优先促进智慧农业、智能交通、智能制造、智慧物流等应用场景在相对落后地区落地，带动当地产业转型升级。
总之，数字经济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引擎，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对于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能够从多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且在不同经济水平的地区之间存在着非对称性。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外溢、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降低落后地区的后发劣势，进而促进实现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和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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