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数据的应用水平,加快数据汇聚流通。这不仅是建设“数字中国”重要目标,也是“两会”期间多方关注的重点议题。“两会”期间,多为代表就数据资产评估和交易问题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周云杰在议案中表示,当前,中国工业数据的应用仍处于中低端水平,自主可控能力不强,问题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大而不强,数据很多,但被有效挖掘和利用的比例不高;二是全而不优,多数平台的数据分析处理能力差强人意;三是广而不通,数据壁垒林立,平台间数据流通阻力较大。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联和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市信息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数据交易所董事长张琦表示,目前对数据资产的主流定义是一种符合资产条件的“数据资源”,模糊标的无法完整反映数据资产的产品属性和价值属性,必须重新明确数据资产标的物。
在2022琶洲数字经济指数的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副主任王建冬指出,数据要素定价是开启新的十万亿级市场的“金钥匙”。短期看,数据基础制度将催生3000-5000亿元规模的数据交易市场。从中长期看,数据资产相关市场潜在规模将在30万亿元以上。
不过,目前想要打造出这把开启十万亿级市场的“金钥匙”,还需政策和企业共同努力。对此,记者从一线企业方面了解到了更加细节的情况。
全年仅出具6份数据资产评估报告
目前,中小规模企业缺乏将公司产生的数据转换成有数据资源进行交易的能力,这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记者此前在2022全球数商大会上从多家企业处了解到,作为数据生产端的企业想要将数据转换为资产并在交易市场上深度利用,资产管理人员需要将大数据转换为信息,并且保证这些信息在整个资产生命周期以及由运营商、设备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组成的生态系统中实现透明化,而这些操作目前单凭企业自身是很难做到的。
北京中鹏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是国内目前少数拥有数据资产评估资质的企业,公司内部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发生的数据资产评估案例非常少,据中国资产评估协会统计,2022年全行业仅出具了6份数据资产评估报告。
“很多企业都是抱着咨询、了解政策的目的来联系我们,在合作中发现他们其实对数据资产的评估、确权以及交易并没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一位数据中台从业人士告诉记者。
该人士向记者表示,公司在和律师事务所沟通的时候发现,律所接到的数据确权和估值的咨询要多于数据中台公司接到的委托。对此,法律从业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对于数据资产确权的咨询,律师确实更有职业优势,但是对于数据资产的估值,律所一般还是会建议企业寻求第三方机构的帮助。
该法律人士同时告诉记者,从接到的委托来看,企业对数据资产的估值和确权的需求往往是同时存在的,尽管两者对于数据交易都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但是只有后者才是律师擅长的业务,而企业方往往会将这些全部委托给合作律所,这反映出企业对于数据资产管理存在不小的知识盲区,也同时也反映出国内目前在法律和数据资产评估交叉领域人才和企业稀缺的现状。
数据流入市场遇堵点
“如果公司数据已经用得很好了,才会开始考虑数据交易,再做一些营收。”StartDT奇点云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就目前StartDT奇点云接触到的企业而言,提出数字化转型需求的客户要比咨询数据资产确权和估值的客户数量多,而在合作中,StartDT奇点云发现企业目前更直接的诉求是让数据对业务产生价值而不是利用数据本身进行交易,这主要受到企业数据生产的规模大小、质量高低和用途的影响。
中鹏衡资产评估向记者出局的数据资产评估模型显示,在评估数据资产的价值时,会根据该数据资产或者类似数据资产的历史应用情况以及未来应用前景,结合数据资产应用的商业模式,重点分析数据资产经济收益的可预测性,考虑收益法的适用性。而在上述的模型中,中小公司所拥有的数据在经济收益的可预测性方面是不及行业头部公司的。
然而,即便是企业愿意主动进行交易的数据,最终也并不都能流入市场。StartDT奇点云告诉记者,目前第三方机构可能只能做到数据加密脱敏、数据分类,但很难判断脱敏完、分类完的数据是否能够进行交易。以品牌零售企业为例,这些公司掌握的多是消费者数据,这些数据即便经过脱敏也很难用于交易,因为这类数据目前难以确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小鲁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发表文章称,现有的数据产权配置研究普遍采用了两分法视角,即只考虑一个笼统的数据产权,而该产权要么归属于消费者,要么归属于厂商。然而,数据要素的配置效率问题较为复杂,面临着多种权衡取舍。同时,他在文章中还表示,目前数据市场显然充满了信息不对称问题。消费者通常并不清楚厂商获得个人数据后会如何使用这一数据,而数据是否被滥用也缺乏可验证性。
对此,民革中央在“两会”上建议:构建全国一体化数据要素登记体系,加快建立以数据产权为核心的数据确权体系;建立数据多样化定价模式,依托政务数据开放创新实验室等搭建数据资产评估中心;鼓励数据资源开放共享和开发利用,健全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培育数据商和第三方服务机构,提升数据流通和交易全流程服务能力;完善数据跨境流通规则体系,积极参与全球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制定;构建数据交易流通治理体系,建立协同监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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