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民企成为自己人，营商环境是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各地各有关部门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助力高质量发展，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坚强的后盾。

　　但部分地区的营商环境仍有进步的空间，一些相对陈旧的政商关系理念和行为惯式仍在发挥影响。在全国各地“拼经济、搞建设、抓发展、上项目”的氛围下，民营经济预期转强。持续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有利于民营企业增强长远发展的信心。

　　打造新型“清”“亲”政商关系

　　今年2月，山西运城市城管执法队公开宣誓的一段直播视频，引发了网友热议。视频中，执法人员集体宣誓：“我承诺，不吃拿卡要，不收受当事人礼品礼金，不巧立名目，不对企业频繁检查……”本是宣传当地优化营商环境的专项行动，却引来网友质疑，“不吃拿卡要”等本就是对城管执法队伍的底线要求，“别把底线当上限”。

　　这是当前营商环境的一个折射。

　　谈营商环境，绕不开政商关系，此前曾接受《中国报道》采访的专家表示，在优化营商环境的过程中，政企关系是面临比较大挑战的一环。“政商关系的本质是政府与市场、权力与资本、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它直接影响着企业文化和市场秩序，决定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的优劣和发展趋势。”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宋林霖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多位民营企业家向记者讲述了他们经历的“政商关系困扰”。“逢年过节都会送些烟酒茶打点相关领导，这是必要的支出。”一位中部省份制造业小微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报道》记者。还有一位东部省份民营企业的负责人也认为，“上下打点是一种正常的‘商务往来’”。

　　位于中部省份的一家从事机电制造的龙头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反映，地方政府过于频发的检查，让他们有些吃不消。他告诉记者，企业一年接待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检查、来访、帮扶能达到500多次，每次上面来人，总要有企业内的董事长、生产副总等领导陪同。虽然政府是好意，但频繁检查确实对企业的生产造成了一些影响。对比之下，该公司在广东深圳那边的厂子，一年就接到过政府的3个电话，有一次是异常情况需要核实，还有两次就是问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领导来过厂子。这位负责人表示：“有时候对企业来讲，政府不来打扰就是最好的帮忙了。”

　　除了地方政府过于“亲切”的关照造成的困扰外，“无人问津”也有苦恼。记者采访到的民营企业负责人或多或少都经历过类似的心酸时刻，小到办一个证件，大到整修一个地铁通风口。

　　“2016年我去办三证合一（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和税务登记证合一），跑了五六趟都没有办下来，为什么别的企业可以比我快？这时候我知道，需要找关系了。”前述中部省份制造业小微企业负责人说。

　　另一位东部省份民营企业的负责人告诉了记者这样一件“棘手”的事。4年前，市政当局规划的地铁通风口修在了企业的楼盘下，凸出的造型非常影响楼盘的出租率。政府原先承诺两年拆掉，现在第四年了，通风口还没有拆掉。“我们也不好去投诉，毕竟是城市的基础设施，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也理解政府这边停工停产后积压了太多问题，需要一件一件解决，所以这件事就只能这么拖着。”

　　在“亲”“清”为标准构建起的坐标轴中，不同象限有不同的典型问题，归纳起来看，宋林霖指出，民营企业在政商关系方面会遇到带有“利益输送”属性的“亲而不清”问题、带有“庸碌无为”特征的“清而不亲”问题，这是基于“亲”“清”维度划分的典型问题。同时，民营企业也会面临“惠企政策难兑现”的“亲而不实”问题，以及政府基于企业性质、所在地域的“亲疏不一”问题。

　　亲清的政商关系究竟应该如何落实？宋林霖告诉记者，“亲”“清”二字背后包含的政企关系的内涵可以界定为“界限清晰、地位平等、依法依规、公开透明”。她指出，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需要在价值判断层面推动“政府思维”向“企业视角”转变，将营商环境建设作为政府经济职能发挥的重要方面和内容。前述当地龙头企业负责人也认为，优化营商环境需要地方政府从官本位的思维中解放出来，真正把企业看作“服务对象”而不是“管理对象”。

　　宋林霖进一步表示，亲清的政商关系还需要在职能边界和体制机制方面不断完善，“这对于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精准性、精准识别新时代市场需求的能力、公共政策执行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减税降幅作为长期政策

　　普华永道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2020年世界纳税报告》显示，中国的税收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减税降费”是近两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关键词。

　　在“减税降费”的系列措施中，包括进一步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围。而一些中型民营企业负责人表示，他们并未被明显惠及。前述东部省份民营企业负责人发现，相比小微企业，年度所得同样利润的情况下，他们加总一年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后的税率能达到40%多，几乎是小微企业的两倍。

　　“民营企业毕竟是个人投资，我们最后还是要算落到自己头上的钱。这种情况就逼着不少中小企业把公司拆分为多个小微企业以减轻税负，但这样做某种程度上不利于我们的统一管理，也限制了规模扩张。作为民营企业，我们也希望把自己打造得‘漂漂亮亮’，但付出的代价实在是有点高。”该负责人坦言。

　　过去几年对于不少小微企业而言，盈利的压力也不小。上述负责人表示，去年企业旗下一个子公司的利润率几乎为零。在房租和员工工资未减的情况下，电费支出增长30多万元，叠加税费和拖欠账，直接将利润“打没了”。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民营企业税费方面的真正问题在于，地方税费的隐性成本太高。“虽然其中部分可能是用于支持地方教育或基础建设，但很多税费都是企业被迫的支出。”

　　为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减税降费+缓税缓费”等一系列涉税新政策出台。国家税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4.2万亿元，推动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从2018年的17%下降至2022年的13.8%。今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表示，近5年，民营企业累计享受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过8万亿元，占比约七成。

　　“活水养鱼”初见成效，地方也各显神通，推出各类惠企涉税政策。总部位于江苏的德国卡赫集团负责人唐晓东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江苏省于2022年年初颁布的“苏政40条”也切实帮其解决了面临的问题。以惠企税收政策为例，江苏税务部门打出减税、退税、缓税的“组合拳”，在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和留抵退税政策的扶持下，保障了企业资金流的畅通，帮助企业减负稳产。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原副院长白景明表示，减税降费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比较长的制度安排，它的效用今年还会显现。今年3月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又部署延续和优化实施部分阶段性税费优惠政策，这体现出政策的连续性。沈萌指出，下一步，各地应继续优化减税降费的办事流程，提升减税降费的精准度，减少政策执行中的“分解谬误”。

　　保证政策的稳定性

　　接受采访的民营企业家均表示，多项政策措施的效益正在显现，能感受到营商环境逐渐向好的趋势。尤其是各地政府借助数字政务推出的“零跑腿”一站式服务，极大地节约了企业的时间成本，提高了政府的服务水平和办事效率。

　　2021年11月，国务院部署在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深圳6个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上海聚焦数字政府建设，优化升级“一网通办”，开展了“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企业设立变更注销等13项业务实现“跨省通办”。广州首创企业“e证通”专属名片，开办企业和14项跨部门涉企许可事项实现证照联办。

　　“包括申请贷款、商事登记，步骤都明明白白地写了出来，大部分都是照章办事，你只需要手机上提交申请即可。”一位零售业小微企业负责人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多位民营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现阶段最关键的还是稳定的预期。民间投资增长率是对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的一种显性表达，该数据显示，2022年民间投资疲软，同比仅增长0.9%，占比从2021年的56.5%下跌至54.2%，今年第一季度的民间投资增长率仅为0.6%。

　　一位投资者表示，他们现在投资多少有点“忧虑”，相比中长期回报，更看重短期回报。“大家的顾虑在变多，投资预期趋向谨慎，需要太多情绪价值的长期投资我们基本都不投，事实证明这些项目后来也都黄了。”

　　在此背景下，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今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强表示，“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是长久之策，过去没有变，以后更不会变。

　　在今年经济运行总体复苏态势下，不仅要为民营纾困，更要重振民企信心。“提升民营企业的安全感，就要保证政策的稳定性，尽量减少外部摩擦。”沈萌表示。此前也有受访专家指出，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所在，是要尽量提升制度的可预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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