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三轮驱动促进民营经济新飞跃

　　民营经济是浙江的金名片，是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和最大优势。目前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提出，要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数字经济先发省，浙江如何在法治护航下，深化改革开放、创新平台经济发展，实现民营经济新飞跃？本报邀请迟福林、常修泽和史晋川三位民营经济领域知名专家一起探讨。

　　以法治保障民营经济良好发展环境

　　记者：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强调，要切实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一流的营商环境追求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而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如何强化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

　　史晋川：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个重要前提是通过法治方式有效维护公平竞争、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过程中，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和市场监管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对待国有经济和对待民营经济时，一些法律法规和政策还不很完善。实践证明，法律在保护财产权利、规范契约履行、拓展市场范围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当前，结合经济发展实际，建议深入研究如何推进经济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如何改善地方司法，促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完善产权保护法律，稳定社会预期；完善专利法，提高社会创新能力；改进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激发经营主体创造活力；规范侵权责任的法律，更好发挥它与市场声誉机制的共同作用等。

　　常修泽：如同“人之双足”“鸟之两翼”，我认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两个根本性的支撑：“法治”与“产权”。

　　中央文件一再强调“两平一同”，即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关键是“一同”——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当前，落实“法治”与“产权”必须把握三大着力点：

　　第一，坚持以公平为核心原则。公平性怎么体现？从主体方面来讲，体现在公有经济与非公经济财产权都不可侵犯；在法人与自然人上，不论法人还是自然人的财产权，都同样受到保护。从内容方面来讲，公平性体现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和规则平等。

　　第二，坚持“问题导向”，特别应聚焦当前产权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民营企业及个人合法产权和权益保护不够；二是知识产权，由于侵权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维护难度也很大；三是农民的集体建设经营用地、承包地和宅基地等方面的产权保护制度也有待完善。

　　第三，严格依法保护，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只有将权力关进“法治”的笼子才能有效。我建议切实把“完善保护产权制度”上升到“国家法治化”的层面。在事关产权保护的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扎根落实”，真正体现“法治中国”精神。

　　迟福林：浙江重视法治在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2020年出台《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成为全国首个以地方立法保障民营企业的省份。今年又出台《浙江省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条例》，维护中小微企业合法权益。

　　未来，积极构建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环境，应以平等保护为重点，坚持“竞争平等论”。在立法环节，推进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释的基础上，加快推动产权保护由民营企业向民营资本拓展；在司法环节，真正实现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同等对待、一视同仁；在执法环节，针对性地解决行政执法“一刀切”等问题。

　　强化民营经济平等保护的同时，细化民营经济发展的红线与底线，实现“法无禁止即可为”。推进反垄断和反不当竞争，在垄断行业尽快向社会资本推出一批重大项目，并在法治轨道上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增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牢固树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将“公平竞争”作为浙江新阶段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特别之举。

　　以制度型开放引领高水平对外开放

　　记者：浙江是外向型经济大省，“地瓜经济”是浙江发展的制胜法宝和“金字招牌”之一。民营经济是外向发展的主力军，如何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实现“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促进民营经济新飞跃？

　　迟福林：新发展阶段，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更加重视和强调制度型开放。稳步推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制度型变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何实施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我以为，可以将服务业市场开放作为重要突破口，为释放民营企业的强大活力创造市场条件。一方面，推进服务贸易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更大程度与国际接轨，率先在医疗健康、教育等社会需求较大的领域引入国际先进管理标准；另一方面，实质性推动服务业领域对内对外开放进程，尽快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各类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

　　从更深层次对外开放的角度来讲，我以为，可以通过制度型开放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议逐步扩大农村开放，以农村宅基地为重点，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畅通城乡经济循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着眼于释放人力资本活力，加快人才管理体制创新，建立以人为中心的创新激励机制；加快建立数据确权、交易、保护等制度，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管理制度建设等。

　　常修泽：中国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经济开放，基本可概括为“五个流开放”（即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人员流、技术流），可称其为“政策型开放”，下一步，应提升到“制度型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五个流”开放完结，而是说，要在制度型开放的新框架下，使两者结合进行。

　　制度型开放将对接当今世界高水平的经贸规则，强化财产权与知识产权保护，最大限度激发市场活力与创新活力。目前，RCEP协议已经生效，同时，我国也拟申请加入新的国际性经济组织。

　　我看了有关文本，这些协议均要求规范竞争条件和手段，放宽市场准入，消除市场壁垒，使成员企业处于平等竞争地位（如取消企业的“非商业性即行政性援助”等），这对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来说是个历史性的机遇。民营企业的朋友应尽快明了并掌握相关规则，“厉兵秣马”，主动作为，一显身手。

　　史晋川：制度型开放是更加全面和更加基础的对外开放。

　　近些年来，整个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以及相应的投资环境和规则都在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所面临的不再是怎样去适应的问题，而是在坚持国际多边经贸体制原则的同时，更加积极地参与新规则的制定。这是挑战，更是机遇。因此，制度型开放将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来促进全面深化改革。

　　事实上，扩大开放与深化改革是一对良性互动的关系。改革开放40多年，很多关键时期，尤其是经济大发展时期，都是通过扩大开放来促进改革深化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制度型开放也必将推动国内市场机制改革，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而为民营经济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和更多的市场机会。

　　以平台经济引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记者：平台经济是浙江省的一大优势，是三个“一号工程”落地的重要场景，是民营经济稳进提质的重要空间。促进浙江民营经济新飞跃，就要增强平台经济的发展新动能。如何抢占平台经济发展制高点？

　　史晋川：7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推动平台企业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不久前，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全方位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大显身手。

　　浙江是数字经济大省，也是平台经济大省，目前共有各类平台企业310家。平台经济是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全省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是响应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浙江行动，也是释放提振平台企业发展信心的浙江信号。

　　新的形势下，从平台企业自身来说，建议积极参与国际科技竞争，参加有关科技标准的制定；以科技创新引领转型升级，发挥协同机制的作用，形成平台经济发展“以大带小、以小支大”的良好局面。

　　从外部环境来说，建议强化平台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发挥全面注册制的融资作用，以上市制度倒逼平台企业持续创新；打通平台企业科技型人才、特别是高层次人才认定评价机制堵点卡点，增强他们的安全感、获得感；探索平台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稳定平台企业创新预期。

　　迟福林：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经济为重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动了制造业研发水平的提升，并不断推动现代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而民营企业正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从国际层面来看，数字经济是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通过“开源、上云、跨境”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快数字科技应用，将形成科技与经济融合的重要突破。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基础和发展载体，平台企业是发展数字经济的主力军，特别是头部平台企业已经成长为我国参与国际科技竞争的重要力量。因此，鼓励平台企业加大创新力度，推动形成平台企业想创新、能创新、敢创新的舆论氛围和良好生态。

　　常修泽：谈到数字经济，从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到《数字化生存》，再到近年的《从0到1》以及江小涓的《塑造数字中国》，学术界做了可贵的前瞻性研究。杭州、深圳等地的领军者，更做了诸多创新性实践。

　　由此，我深深感到，当今风起云涌的数字经济浪潮，不仅仅是一个平台或具体业态问题，而是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它正在以其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公平性和自主性，影响着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横向上影响“各方面”，纵向上影响“全过程”。这里既有严峻的挑战，更有难得的机遇。希望浙江不懈探索，依托前一段形成的基础性优势，继续努力占领创新制高点，在竞争中把握主导权。

　　迟福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常修泽：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史晋川：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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