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万家长固有的印象里,开公司办手续,向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今年春天,这个在外务工多年的农村青年抽空回到老家安徽省庐江县,筹备办一个经营电动车配件的公司。为了跑手续,他向原来的单位请了一个礼拜的假,“我心想,一个部门跑一天,至少也得三四天时间。”

  “没想到,一天时间准备材料,第二天就拿齐了3个证。”这让他多少有些意外,也让他看到了回乡创业的希望。

  这天下午,同样在该县行政服务中心,庐江一家建设公司的工作人员宋伟,“一次性”就办好了施工许可证。“过去,不是少这个材料,就是缺那个章,几趟跑下来腿都发软。”

  行政服务窗口,往往是观察一座县城官场生态和行政效能的最佳“切口”。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越来越多的外地客商和本地百姓办过几次手续之后,都有了新的感受:“庐江变了,变快了。”

  这种改变,归因于一年前全县上下强力推进的“效能提速”活动,因其出台举措的力度和密度,被当地人称作“效能风暴”。

  从给四大班子领导打分,到拟任副科级干部财产公示,到电视问政,再到近期公布主要领导手机号码……短短一两年时间,庐江县委县政府就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招招砸在要害上,让“庸、懒、散、奢”的机关痼疾无处藏身。

  “如果干部不做事,就会慢慢地滑向腐败,有一大堆事情要做,他们就没有精力去腐败。”在庐江县委书记王民生看来,庐江的做法是“系统性的”,是把效能建设与反腐败“联通起来”,其目的在于,既把干部“看”起来,又把他们的工作状态“调”起来。

  “把各个局的业务章都交到行政窗口来”

  庐江并非没有慢过。

  作为安徽中部的一座有着120万人口的县城,庐江是一个农业大县。在转型发展的新时期,“农耕文化”负面的影响也被放大出来,表现在公务人员的精神状态和办事效率上。2012年,该县被查出一起腐败窝案,原县委常委被判入狱,更是为整个公务员系统敲响警钟。

  2011年8月,安徽行政区划调整,庐江县划归省会合肥市。机遇不言而喻,挑战接踵而至,连县领导在内的不少庐江公务员都感到,有点“跟不上”省会城市的工作节奏和办事效率。庐江希望能够“接轨”合肥的速度,这种紧迫感促使县委县政府通过简政放权的方式来提升效能。

  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就让全县上下意识到,行政审批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2012年,作为该县一所普通的初级中学,“福元中学”4个字经常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有关效能建设的文件中。

  原来,为了新建一个新食堂,该校工作人员在县里“跑了半年,盖了70多个公章才批下来”。这件事成了典型的反面教材。

  “行政服务中心为什么不能提供一站式服务?这是系统病!”今天提起来,王民生还是压不住火,“这件事让人触目惊心”。

  为此,县委要求县发改委做出了一张流程图,“看看,审批一个食堂建设项目到底要哪些环节。”

  随后,全县上下,每个部门都被要求以“福元中学”项目报批为例,“找出一个最应自责的问题,通过自我揭丑实现自我革命”。

  2013年起,庐江县对进驻“县行政服务中心”的32个单位行政审批事项进行了全部清理,取消项目30项,下放项目13项,转变管理方式项目3项,冻结项目1项,合并项目16项。此外,制定了相关办法,对需由两个以上机关审批的事项,由牵头单位提请,按照“一家受理、同步审批、限时办结”的要求,实行并联审批。

  中国青年报记者浏览该县政府网站时发现,审批过程每天都在首页上进行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据了解,过了承诺期限,还不办结的部门,将被严惩。

  “行政审批集中起来,就是把各个局的‘业务章’都交到行政服务中心来,能在窗口办理的,绝不带到机关去办,否则就要问责。”该县行政服务中心主任蒋力生介绍说,“这一枚枚印章,背后是各部门的权力,县委动真格的,所以一个月内就交了上来。”

  “过去很多事项都是分管局长亲自批,现在我们窗口就能做主。”该县人防局工作人员陈贤锋介绍说,窗口拿不准的,电话请示分管领导就可以了。“如果他不同意,必须说出理由。”

  “那时,领导出差或者开会,找不到人签字,只能等。”他笑着说,“如果我们主动电话催,领导会怀疑是不是有人托了关系。”

  “权力大了,责任也大了,出了差错,自己要担。”在窗口工作了6年的张晓群负责工商注册登记,现在每遇到新问题,“就抱着市局的咨询电话不放手”。

  “过去窗口是清闲的地方,现在派来的都是业务尖子,不过,我们也希望轮岗出去呀。”一位工作人员流露出了心声。[page]

  “电视问政是最好的曝光形式”

  近段时间,一档由庐江县电视台制作的节目《问政庐江》在当地火了起来,不仅老百姓看了“提气”,就连很多基层的公务员也大呼“过瘾”。播出后,节目中“小区下水道堵塞”之类的“老大难”问题,纷纷得到解决。

  “第二天视频就挂在政府网站首页上,一早来到办公楼,四处都能听到片头的音乐,大家都在议论。”一位政府工作人员分析,“县城就那么大,局长们大家都认识,当场让你下不了台,再播出去,面子更挂不住。”在他看来,这档“过于尖锐”的节目无疑在挑战着“人情社会”的承受底线。

  该节目已经播出了7期,先后“问政”了人社局、教育局、房产局等7大“实权部门”。问政单位和内容由县纪委与栏目组联合确定,记者提前暗访该部门的机关和窗口,曝光其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制成短片。

  节目录播前,一切都处于保密状态。

  录播现场,就短片中曝光的问题,各部门的领导班子必须接受主持人和台下代表的问询,并当场作出解释,提出整改意见。

  “事先没有任何准备,现场提问猝不及防,加上灯光照着,汗就下来了。”一位参加过节目的负责人说,“这考验的是对部门业务的了解程度,有些科局长刚从乡镇调上来,对目前的岗位还不是很熟。”

  “如果有官员拿套话敷衍,我会毫不犹豫地打断他,提醒他直奔主题。”制片人兼节目主持人王政介绍说,“观众不满意官员的答复,可以继续追问。”

  “电视问政是最好的公开、曝光形式,官员现场的表现等于给自己打了分。”作为节目的总策划,庐江县纪委书记陈军如是说。

  “每期节目都要‘动人’,有的被调离岗位,有的被退回。”王政坦言,栏目组顶着压力在干。

  为了保密,他们不得不集中在另外一处地点办公,暗访记者不敢公开露面,前期采编过程中,不使用纸质文稿……

  即便这样,也有走漏风声的时候。有一次,某局给所有工作人员群发了短信,要求“严防死守”,不给记者找到毛病。结果,节目组不得不暂缓对该部门的“问政”。

  在这座县城,王政一下子成了压力的焦点,他同许多“被问政”的科局长都曾是朋友,但是在节目中,因其不给对方面子,“彼此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我们是对事不对人,时间长了,他们就会理解的。”每期节目录制前,王政少不了接到求情的电话,“过去,他们直接提出,不播了,而现在,他们希望,我能否就问政内容划个范围。”不过,王政只能答道,“就是你分管的那一块”。

  在他看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变化,说明大家开始逐步地接受它了,并且有了共识。”

  据了解,庐江县将《问政庐江》节目的开展情况列入参与单位党风廉政建设、政风行风评议、政务公开等年度考核内容。

  因其创新了效能督查的形式,这档节目还被写进了2013年该县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此,王政和团队成员感到“欣慰和自豪” 。在万家长固有的印象里,开公司办手续,向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page]

  “书记、县长号码一公布,就会打爆吗?”

  “这些改革举措没有一样是省、市要求做的,是我们主动的探索,并不完全成熟,还在完善中。”在王民生看来,改革在充分调研、评估、论证之后,就要大胆地试行。

  今年春节,庐江县在政府网站上公布了包括书记、县长在内的142名主要领导干部电话的号码,随后又出台了具体的考核办法,要求各级各部门领导“随时”接受群众电话投诉、求助、咨询。

  “考虑到过年务工人员都返乡了,他们遇到事情可以第一时间找到负责的人。”在王民生看来,如今信息发达的社会,群众只要想找领导的号码,就一定能找到。“索性我们主动公布出去。”

  领导号码一公布,是否就会被打爆,由此带来工作之外的负担?为此,县里还特意进行了评估,当时的结论是否定的。王民生解释道,“因为,我们这些年做了不少工作,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信息渠道还是很畅通的。”

  “这些号码是不是真的?是不是他们另有一个号码?”公布之初,媒体和百姓半信半疑,不少官员都接到了他们屡次打来的“测试电话”。就连远在泰国、新加坡的庐江游子也给“父母官”打来电话,就为了倾诉一番思乡之情。此外,这些号码也给一些推销产品的人提供了便利。

  不过,时间推移,好奇心逐渐冷却,这些号码所承载的信息渠道功能逐渐凸显出来。

  “现在每天要多接10个电话,尽管有时是午休时间,总体上还是能够承受的。”在庐江县县长刁吉润看来,“老百姓不到没有办法的地步,是不会打来电话的,打过来,就是对我的信任。”

  据统计,这些电话大多集中在社保、教育、计生、大病救助、拆迁等方面。如果在办公室,刁吉润就会把它们记录下来,再交办相关部门。“可有时在车上,听不太清,又没有东西记,真是急的要命。”

  这些电话有时也能带来意外的的惊喜。

  当地有人盗采矿产资源,可是执法人员每次赶过去都“扑了空”。不久前,有举报者把电话直接打到了刁吉润的手机上,结果盗采者“终于被干到了”。

  “还有一次,一个在外地的工作的庐江人打来电话说,县城高速公路的交通标志牌‘弄反了’,随后我就交办给交通局了。”在刁润吉看来,这些电话成了工作的又一抓手。

  “其实,公布领导电话并非我们首创。”王民生坦言,庐江的这些举措大部分是从本地实际出发,借鉴了外地的经验。

  “学”来的改革,并不因它的“非原创性”,而在力度和效果上打了折扣。从事实来看,有些举措,庐江做得更扎实,坚持更长久。比如,不少地区都试行过拟任副科级干部财产公示,但是,庐江从2011年7月起,一直坚持到今天,并且,将公示对象“突破”到拟任正科级干部,它的公示地点也从县政府大厅搬到了网上。

  不过,在王民生看来,庐江“效能风暴”算不上“进入深水区的改革”,它根本就没有伤筋动骨,也没有涉及到利益调整。

  “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回归,我们是在回归到政府本职工作的原点上,做干部本来应该做的事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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