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西方国家经济持续低迷，政府财政赤字和社会失业问题加剧，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持续下跌。除采取必要的金融改革措施以外，欧美等西方国家政府相继通过推进政府透明化、公共服务改革等方式来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无论是在应对危机过程中，还是当前的后危机时代，西方国家政府公共管理活动都体现出一些新的改革理念。这些公共管理的新理念、新原则和新做法，对我国推进政府行政改革、实现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借鉴、参考。
责任编辑：admin
推进政府透明化重新获取公众的信任和支持
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这次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重要“牺牲品”。不同于战争牺牲生命，金融危机真正牺牲的是信任。这种信任既包括公司与公司之间的货币金融信任，也包括公民对政府的政治信任。2008年经济危机导致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危机加深了原本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西方国家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大幅下跌。据相关学者对欧洲20个国家公共部门雇员开展的问卷调研结果显示，公民对政府信任是过去五年中政府公共管理绩效最低的项目和方面。在西方国家，公民与政府信任关系还直接体现在，选民与政治家的“投票”信任关系上。在2009年的欧洲议会大选中，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社会问题此起彼伏，选民对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仅为43.5%，这是自欧洲议会1979年实行直接选举以来的最低水平。如此高的选举弃权率说明了西方国家公民对政府存在有深深忧虑和质疑。在一些西方国家，公民对政府信任的变化状态已经从简单的信任下降演变成信任危机。
在后危机时代，推进政府透明化是西方国家政府重新获取信任的普遍做法。从理论上看，公开透明是政府要重新获取公民信任的最直接手段。为提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后危机时代，西方国家政府纷纷把政府公开透明作为重塑信任的工具和手段。一方面，大力建设开放政府（Openness Government）。使公共管理更加透明化，建设开放政府已经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公共管理改革趋势。2009年，奥巴马政府发布建设开放政府的总统行政命令，强调从“透明性”“公众参与”“合作”等方面，促进政府透明和开放。从政府管理信息化的理论视角看，开放政府的做法已经远远超越原有的电子政府建设阶段，将公众参与嵌入到政府决策提案过程中。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积极推进财政透明化。2007—2010年，陆克文政府执政期间，澳大利亚政府改革更加重视预算透明化概念。在英国政府发布的《开放政府合作伙伴2013—2015英国国家行动方案》中，政府实施建设开放政府的21项承诺，其中三项是财政透明度承诺，帮助公民跟踪财政开支的最终去向。
重视政府公共服务改革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
在对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批评和反思中，新公共服务理论明确提出“服务而非掌舵”的公共管理新原则。这类新公共服务在政府改革实践中开始得到了一些应用。总体而言，后危机时代，西方国家政府公共服务改革围绕以下两种逻辑思路展开。
大力发展社会性公共服务，刺激和引导经济发展。金融危机后，提振经济、实现经济复苏是西方国家政府的中心任务。西方国家政府都将公共管理的重点放到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方面，试图通过增加公共服务投资的办法，提振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美国奥巴马政府选择以教育和医疗为突破点，实施公共管理改革。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提出“攀登顶峰计划”（Race to the Top），推进基础教育改革，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在医疗公共服务方面，2010年，奥巴马正式签署医保改革法案，朝着建立全民医保体系迈出重要步伐。德国默克尔政府上台后，面对居高不下的就业形势，也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频繁推动改革，例如分步实施延迟退休、以每小时8.5欧元在德国设立最低工资标准等。
为克服危机导致财政收支紧张困局，公共服务从原有的规模扩张转向适度削减、质量提升。金融危机前，一些西方国家实施的原有高福利状态已经导致政府过度举债、财政负担过重。后危机时代，要化解政府债务危机，必须减少公共服务支出。欧洲许多国家都通过制定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节省政府养老保障支出，这些国家包括德国、捷克、爱尔兰、希腊、意大利和荷兰等。同时，由于社会福利存在内在刚性的特征，一些西方国家政府公共服务改革还是首先从减少支出浪费、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出发，避免公民对削减福利的不满。
实施精简机构式政府改革减少财政支出
后危机时代，在日益增长的政府财政支出压力下，精简机构、进行机构撤并是许多西方国家政府推行改革的共同选项。尤其是对于欧洲福利国家而言，精简机构既可以大规模减少政府开支，也能避免公民对直接削减公共福利的反对情绪。
撤销非政府公共机构，以公共服务外包填补“公共服务缺失”。2010年，英国保守党重新执政后，卡梅伦政府面对金融危机后巨额的财政赤字，倡导“大社会”（Big Society）理念，撤销大量非政府部门公共机构、缩减福利项目。在英国地方政府层面，由于面临削减开支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双重压力，地方政府选择公共服务外包作为自己的应对方案。2013年，西班牙政府通过取消500多家服务机构，缩减政府开支。澳大利亚政府设定了到2016—2017财年消灭预算赤字的承诺，为完成这个目标，联邦政府积极进行机构重组，通过裁撤、合并、私营化等方式精简大量政府机构。其中，一些公共机构将被卖给私营部门，从而为联邦政府日常运行筹集财政资金。
减少地方行政机构，节省政府机构的整体开支。对于政府层级较多的西方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从地方行政机构着手，减少地方行政机构，也是政府改革的一条有效思路。法国奥朗德政府意图选择大区一级政府，计划加速合并行政省份，减少一半的行政大区，推进地方行政改革，精简行政机构，从而减少政府整体的行政支出。据相关资料显示，按计划到2017年现有的22个行政大区将减少到11个或12个。意大利政府也把财政减支的重点放到地方政府层面。意大利政府层级和法国类似，有20个一级行政区（Regione）、110个省、8092个市（镇）。地方政府在政府财政总体支出中占据主体，精简地方机构能大幅缩减政府财政支出。
应当看到的是，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西方国家政府财政赤字攀升、债务风险加剧，政府普遍面临很大的财政支出压力，此时西方国家公共管理面临的经济社会背景与上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有相似之处。这也使得近年来西方国家公共管理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重回到新公共管理的发展态势。危机时代及后危机时代，上世纪以来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念和做法对于当代西方国家政府改革仍然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