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需要创新产业发展方式，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而广东正处于转型发展的爬坡越坎期，面临产业转型升级乏力的三大困境：一是难以突破“低端制造+低端服务”的价值链“低端循环锁定”，“两业”融合高度化不足，引致经济效率整体下滑；二是难以摆脱被动接受国际产业分工的“外需依赖型”模式，内生增长模式尚未形成，后续成长空间受制；三是难以改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及自主品牌建设滞后的格局，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发展后劲受限。可见，曾让广东受益多年的以要素驱动为主的传统发展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迫切需要适应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尽快实现发展引擎的换代升级。
新的工业革命将深刻影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进程
正在爆发的新一轮互联网革命正是撬动广东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力量，倒逼广东产业转型升级战略调整。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主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处于第一阶段的爆发期，互联网从后台支撑的单一技术手段跃升为前台引领的信息生产力，基于旧有产业演进的竞争逻辑已发生颠覆性变化，特别是以“德国工业4。0”与“美国CPS（虚拟网络—实体物理系统）”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生产方式正在改变全球制造业格局。像历次工业革命一样，新的工业革命将深刻改变现有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改变国家间的比较优势条件和产业竞争的关键资源基础，进而深刻影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和进程。
产业升级的内涵和路径将发生重大变化
在过去工业革命范式里，产业升级的含义被波特总结为产品升级、效率提升与活动转换，在全球价值链理论中则具体化为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然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有着更加全新的内涵和更高要求。就目前来看，至少出现三类新的特征：一是从单一的产业层级内部纵向提升向基于网络化、智慧化的多元产业“跨界融合重组”转变。互联网技术的高度倍增性、广泛渗透性和深度产业关联性，推动基于网络化、智慧化的多元产业融合，催生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新兴信息技术与传统优势产业融合、新兴信息技术与其他高技术产业交叉融合而衍生的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二是围绕价值传递和价值创造的重组，传统产业出现以重构为核心的升级模式。原来的产业升级是以技术至上为主导的，产业升级的核心是创新技术。和过去不同，新的产业转型升级可以是基于信息技术的价值链重构，也可以是价值创造环节的再造，如电商的颠覆性变革，特斯拉对汽车业的改造。三是数据和平台成为产业竞争的制高点，平台型、社区型企业正在用新规则重构产业生态，形成一种以拥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为主导的产业生态系统。互联网产业生态系统成为虚拟的孵化器和产业转型升级平台，是创新系统新的重要实现方式，既大大拓展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边界，又有力推动了产业集群升级。
产业转移的基本驱动逻辑出现新动向
信息技术推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产业转移的基本驱动逻辑出现新动向。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的融合，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的运用，“无人工厂”、“少人工厂”的出现等，将深刻改变传统的大批量制造和流水线式生产模式，分散式和社会化生产方式将使“分散生产、就地销售”成为大国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一种新模式，部分替代“集中生产、全球销售”的传统生产组织模式。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以及中高端制造领域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回流的“逆转移”趋势已现端倪，产业转移的驱动逻辑出现新变量，国际产业转移分工发生新变化。
与此同时，一种依托全球创新网络扩散的新“产业转移”方式兴起，链接和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成为形成本地创新高地的关键路径。与过去围绕产业的梯度转移趋势、以资本土地劳动力组合的着力点不同，创新高地是全球创新网络的链式扩散，以创业者、创业资本、资本市场、创新环境为着力点。面对国际产业分工逻辑的变动，中国迫切需要在全球创新网络链式扩散的新格局中，寻找自身新的比较优势，从过去基于国际产业转移—承接逻辑的招商引资模式，转变到基于对创新要素链接的新逻辑，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中国的创业创新循环系统，建立一种开放性成长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
互联网应用的倒逼效应为转型注入新动力
互联网应用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广东打破转型桎梏的强大撬动力。从化解广东转型升级面临的三大困境看，基于互联网的新型服务业态，服务、改造制造业的能力大大提升，有力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加快促进制造业向智能化、网络化、高端化转型；通过业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以及网络平台效应下的品牌塑造和生产经营，广东传统产业可以更好地提升存量、创造增量，迈向创新驱动之路；互联网应用的倒逼效应，为转型注入新动力。同时，网络消费过程中的精神体验特性诱发、刺激出庞大的消费需求，为创新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市场空间。
（作者：夏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精神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廖胜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