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最大的敌人是"全知全能"的传统思维模式

 

　　社会各界包括政府自己，一个最自然而然的固有印象就是：政府是全知全能的。的确，政府作为执掌公共权力的主体，处于现实世界整个社会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在网络空间，这种全知全能的思维模式，却可能成为最大的敌人。根本的原因在于主导现实世界运行的权力性要素在网络空间失效，甚至是逆袭。非权力性要素才是主导网络空间的关键。政府如何重新认识自己，如何重估自身，成为网络空间建立良好新秩序的关键。否则，政府“全知全能”的外衣下，可能是“弱知低能”的网络领导力和治理能力。政府本身就成为网络空间秩序失控的根源之一。

 

　　固有惯性的错觉很多程度上造成政府角色的错位，误导了政府的所作所为，造成该做的事情没做，不该做的不亦乐乎。不该用力的地方用力过猛，应该作　为的地方却严重缺位。政府必须重新评估自己“在做”、“能做”、“该做”的事情，政府才能继续担当网络空间治理领导者的地位。网络时代是网络空间和现实空间融合的时代，所以，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掌控者的地位依然是不可替代的。只是在全新的网络空间，政府能够发挥作用的，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社会能够发挥作用的，需要彻底的界定和分工。各就其位，各司其职，整体协调，良好互动，才是有序并善治的网络治理的关键。如今，互联网+时代，市场和社会在快速适应与调整。而政府成为最缓慢、最滞后的部分。政府如何与时俱进，如何从“全知”到“有所知”，从“全能”到“有所能”，从“全为”到“有所为”，成为当下问题和冲突的焦点所在。而这一切，必须首先从变革政府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入手！

 

 

　　针对网络治理中政府的角色和作用，不同学者观点差异很大。理想主义者有典型的如凯文·凯利认为：“没有人控制互联网，没有人负责……互联网是世界上最大的运转正常的无政府组织。”还有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凡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互联网最好由用户和专家来管理，而不是由政界人士和政府来管理。这个非常流行的“共识”有其历史背景和客观因素，也的确道出了互联网治理与传统社会的治理的根本性差异。但是，他们恰恰也忽略了，作为“多利益相关方”良好运行的典型代表——ICANN，迄今为主无论从法律上还是实质上，依然是受控于美国政府。ICANN要建立真正的全球性开放治理机制，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而且变革的节奏和程度，也掌控在美国政府手中。

 

　　当然，也有很多现实主义者，像戈德史密斯和吴修铭就坚持认为，互联网不受民族国家法律管束的人是完全错误的。著名学者卡斯特尔早在2001年就指出，一个建立在商业化和监管基础上的新架构正在形成，并且正成为“主要的控制工具，使实施传统国家权力形成的规制和管控成为可能。”

 

　　互联网的理想很美好，但是客观现实经常是很残酷的。没有政府的参与下，互联网的运行并不能保持良好，而且正在越来越不好。在全世界的印象中，中国政府在互联网管理方面是最积极、最努力的。但是，有时候仅仅政府很努力，依然无法让互联网走向良性健康的轨道上。互联网问题越多，运动式的治理也越频繁，但是，最终也并没有真正缓解或者解决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祁凡骅认为，“运动式治理”之所以不断地老树开新花，最根本的缘由是中国常态治理能力的不足。“运动式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追求是相悖的。它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造成三方面的伤害：第一，运动式治理常常是短期、临时的集体行动，缺乏稳定的组织、机制、资源支持，缺乏系统性。假如成为“常态”，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将经常性的受到破坏。第二，“运动式治理”会侵蚀规则与法律的权威，与依法治理背道而驰。“运动式治理”是“人治”的选择。第三，“运动式治理”助长投机心理与行为，有碍于现代国家治理长治、稳定的目标诉求。第四，“运动式治理”的高成本有悖现代治理的高效追求。随着制度的健全和切实执行，常态治理的能力必须要日渐加强，偶发性、应急性公共问题才会随之减少，从“运动治理范式”向“常态治理范式”的转变也才会随之而来。

 

　　上述观点可以很好解释当今中国在网络治理的现状。互联网的治理不是需要政府走开，也不是依然政府自己一个劲埋头苦干。真正的网络治理体系的建设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和艰巨。中央网信办的成立，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变革过去积累和沉淀的弊端与问题。而要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就必须从加强互联网的社会治理能力入手，加大力度培育和提升非政府主体的治理能力。

 

 

　　一个很有意思，也是很闹腾的事情就是：中美在网络治理方面的冲突热点就是美国政府时不时指责中国黑客攻击。它们一方面高举政府不应该主导网络治理的理念。另一方面有点问题就不问青红皂白指责中国政府，恨不得把所有事情都归到政府头上。

 

　　江海客提供的一份材料很有启发。这是美国网络安全专家、Below Gotham Labs的首席研究员Bill Blunden给blackhat的投稿，但被拒了，作者于是在自己BLOG上公开。PPT内容质疑美国部分“官方”人士提出的，所谓中国攻击活动是美国头号经济安全威胁的说法。作者在PPT中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的攻击并不是什么长期规划的结果，而是政府对其网络的控制逐渐减弱的结果。很多攻击者在中国运作，其中很多基于中国境外。网络间谍活动损失统计是未知的。调查人员其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即使在高度安全的环境中也是这样。美国官方承认斯诺登带走的文件和损失是无法评价的，那么为什么来自中国的攻击损失却可以量化呢？美国不仅获取军事和国家安全情报，也同样获取经济情报。部分宣传中国威胁的人有明显的利益关系。

 

　　Bill Blunden的观点肯定是美国政府不愿意听到和承认的，但是，可能是更接近事实的。美国政府为了达到政府目的，刻意“虚构和拔高”了政府在网络空间的掌控能力。只是，面对美国政府这种“莫须有”，却很难“证伪”的指责，我们也缺乏有效的应对策略和方式，陷入机械式的反应和程式化的措辞之中。

 

　　美国政府的确深陷双重标准和矛盾之中。自己一手掌控互联网管理权，一手又高举让其他国家政府走开的治理理念。一方面主张让私营机构、社会组织和网民成为网络治理的主体，另一方面总是政府冲在前面，推动各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为本国企业打抱不平，无信服力的理由就频频指责别国政府，让人感觉美国政府一点都不“悠着”。

 

　　因为，虽然面临的境况不一样，美国政府也和中国等其他国家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最能够提供公共管理和服务能力的，还是政府；最能够代表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当然还是政府；在国家战略、立法、议程设置等方面，还没有比政府更好更合力的组织形式。

 

　　当然，政府从“全知全能”型，走向“有限能力”型，是必然的过程，也是客观现实。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詹姆斯·刘易斯指出，有人认为运行良好的监管互联网的法律自然而然会出现，这个观点也已被证明是不对的。相反，“政府的控制正在从被动变成主动。”而且，这也将是美国政府特别紧迫的任务。

 

　　让政府这样一个掌握社会最大权力和资源的机构一下子脱胎换骨也不现实。但是，再强大的政府想当然认为自己主导下完全有能力管理好互联网，那也是不可能的！在网络威胁越来越激化的背景下，自上而下的政府管理与自下而上的社会治理，两种方式并行推进，两个道理同步推进，两种理念不是放在“或”的关系而是“与”的关系。可能不仅仅是最智慧的选择，而且也是最现实，最富有成效的方式。

       本文是《国际网络治理与新型大国关系——重估网络空间和中美关系》一书写作过程中的系列随笔之一，不完整不完备，但都是新颖的新角度和新角度，供大家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