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网络谣言需要国家的“智慧治理”

 

 

　　近年来，谣言充斥着QQ、微信、微博等网络世界，但凡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看见网络谣言，其中一些还产生了重大而恶劣的影响。如2010年地震传言令山西数百万民众受惊，山西地震官网一度瘫痪；2011年“7·23”甬温特大铁路事故，政府天价赔偿外籍旅客谣言，挑动民众对政府不满，使政府善后处置陷入被动；2013年关于中非希望工程及卢俊卿父女的谣言，极大打击了慈善参与者的热情；2014年“昆明11人恐怖分子通缉名单”谣言在全国引起很大恐慌；2015年媒体曝出“吃草莓致癌”谣言导致草莓价格暴跌，北京种植户损失高达千万元等。一系列网络谣言事件，可以看出政府对网络谣言的监管和治理的缺乏及滞后：缺乏谣言收集制度。在很多谣言传播事件中，政府部门往往在谣言产生传播效果若干天后才给予回应，对谣言的收集工作不到位、不及时；缺乏对网络谣言的分析与研究机制，如哪些谣言可能会产生负面影响，哪些谣言需要重点关注应对等；缺乏网络谣言上报机制，即政府内部性回应出现问题，一些政府领导甚至都不知道谣言的出现，或是知道了，却在上报过程中进行压制。

 

 

　　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网络谣言的危害性=谣言的传播范围×谣言的接受程度×谣言的现实转化性÷（公众批判能力×政府信息公开度）。网络谣言破坏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其危害主要表现为：与人际传播方式相结合，谣言容易“以假乱真”。民众可能对社交网站上的信息持怀疑态度，但很少怀疑来自亲朋好友的信息。消息源的亲疏性，加之与自我安危相关，部分民众在短时间内倾向选择信任谣言，并付诸行动。网络谣言造成社会混乱，损害国家形象。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很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如2011年日本核泄漏事故食盐受污染的谣言，导致食盐抢购风波，引发市场一片混乱。“抢盐”事件被外国媒体广泛报道后，给国家形象造成了损害。网络谣言引发社会信任危机。在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在社会矛盾的高发期，一些转型期特有的社会矛盾，往往成为网络议题设置的重点，譬如贫富分化、资源分配不平衡、腐败问题等。网络造谣者迎合转型期一些人内心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利用网民心理弱点，编造散布极具蛊惑性和危害性的谣言，引发社会危机。容易引发群体事件升级。发生群体事件时，政府对谣言处理是否及时和妥当，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群体性事件的后续走向。影响民众的正常生活。如2010年山西地震谣言忽悠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民众，熟睡的村民半夜起床躲避灾害，有的甚至把家电全部搬到街上以减少财产损失。

 

　　网络谣言产生的根源。主要是：个别人道德素质底下，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不惜去损害其他人甚至是国家的利益。部分公民面对网络谣言时，鉴别能力差，在没有确定是否属实的时候就盲目跟风，以至于造成网络谣言的快速传播。相关部门对网络缺乏监管，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导致了一些人钻了空子。

 

 

　　抑制网络谣言的危害，需要把谣言从根底上扼杀，需要多处着手、多措并举，需要包括广大公民、社会组织、政府的积极配合和共同努力。

 

　　根基是社会。培养理性的公民，使网络谣言在不盲信盲从的受众面前不攻自破；要增强公民的责任感，公民在发布言论前，应考虑自己的言论是否有确凿根据，是否会给他人和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绝不捏造事实，不传播缺乏事实根据的流言蜚语。加强行业自律。网络媒体要增强危机意识、忧患意识，进一步增强自律意识，加强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主动提高网络安全水平。互联网行业组织要充分发挥自律建设的带头作用，完善自律机制，扩大自律范围，引导业界形成安全有序的经营服务环境。

 

　　核心在政府。坚持信息公开。政府应主动利用社交媒体传播，结合权威的专家、机构、科研数据等，在谣言发生传播的第一时间对公众发布信息，阐释事件、澄清疑虑，最大限度地限制谣言的传播。特别是在当前，各种重大公共事件频发，如上海踩踏事件、天津爆炸事件、山东平邑强拆自焚事件等等，政府更应高度重视，主动、及时地公开事件的基本情况和进展，充分应对好网络谣言，特别是重大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提高政府公信力。政府以诚信取信于民，才能在根子上将谣言消灭。加强网络日常监控。建立并完善网络机制，及时有效的把握网络谣言的来源及背后的操纵势力；加强对网站的日常监管，建立网络风险等级划分制度及相应的对策。引导主流意识形态。依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力量，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形成正确看法。借助互联网技术收集谣言，在研究分析不同谣言产生的缘由、传播特点、传播影响等的基础上，对网络谣言进行分类，建立敏感关键词搜索数据库，并制定有针对性的应对预案。

 

　　关键靠法治。加快推进网络实名制，以法律约束网民随意滥发虚假信息的行为。加大执法力度，严厉追究网络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的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