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安全治理

 

 

　　在社会公共安全领域，大数据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公共安全领域中的大数据信息主要包括社会治安类安全信息、消费经济类安全信息、公共卫生类安全信息、社会生活类安全信息等类型，这些信息为公共安全治理的改善创造了有利条件。

 

　　公安大数据解决方案基于大数据技术，有效整合集成各种数据资源，来构建大数据量和动态海量数据库体系，建设智能搜索门户、专题应用课题以及建立统一监控机制，有效提升公安工作的情报洞察能力、分析决策能力、指挥管理能力、侦查破案能力和服务社会能力。

 

　　利用大数据可以预防和打击犯罪。用云计算以及大量数据定位那些最易受到不法份子侵扰片区，利用大量数据创建一张犯罪高发地区热点图。在研究某一片区的犯罪率时，将相邻片区的各种因素列为考虑的对象，为警方更具针对性的锁定犯罪易发点、抓获逃犯提供支持。

 

　　公安大数据带来了数据与信息处理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有助于公共安全治理者风险认知能力的提升。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安全治理面临大数据收益与成本、保障安全与诱发风险、信息开放与隐私保护以及技术发展与管理滞后之间的矛盾。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安全治理应走向“智慧治理”模式，它强调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知识与技术的广泛性应用，借以提升国家与政府应对公共安全的能力。

 

 

　　大数据技术增强了公共安全治理者的“计算”能力。当“大数据”成为各种危机决策的基础之时，将出现一种全新的公共安全治理形态，将其称之为智慧治理。“智慧”意味着“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处理的能力，智慧治理所强调的是以大数据为代表的知识与技术的广泛性应用，借以提升国家与政府应对公共安全等事务时的治理能力。

 

　　（一）智慧治理的本质：基于大数据应用的精细化管理

 

　　单纯的数据并不能够直接带给我们可利用的有益价值。“数据”只是对某个事件、物体或现象的记录，体现为数字、文字、声音、视频、图像等；当数据经过筛选、清理、加工、提炼之后，将成为有意义的“信息”；当同样的信息重复出现，事物的本质规律被揭示之后，信息才可能变为“智慧”。在公共安全领域中，智慧治理的实现在根本上依托于公共安全决策模式的转变。决策行为将基于数据及其分析，这是一种重视理性的、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

 

　　（二）智慧治理的主体：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合作

 

　　在传统的公共安全应对中，政府部门几乎是惟一的治理主体，这在国家安全、社会治安、灾害救援等传统安全领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然而在当今的“风险社会”中，产生了许多非传统安全事务，例如公共卫生危机、群体性事件等矛盾冲突、社会信任危机等，这些公共安全事务“更多出现在公民日常生活中”，需要“通过公民民主参与方式实现社会的自我治理”。在大数据时代，这种公众参与的必要性更为突出，因为公众自身已经成为大数据的重要来源。除了社会公众外，企业也成为公共安全治理中的重要参与主体。特别是一些互联网、信息行业中的优质企业，它们可以凭借所拥有的大数据处理技术，协助政府管理者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有益信息。

 

　　（三）智慧治理的过程：大数据环境下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

 

　　公共安全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危机预警机制、危机决策机制、指挥协调机制、资源动员机制、信息发布机制、应急救援机制、善后恢复机制等等，它们分别对应于公共安全治理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中。从数据（信息）流动的角度看，公共安全治理的过程又是一个数据搜集、数据整合、数据提炼、数据挖掘、安全分析、安全情势判断、安全监测、发现危机或风险的过程。相较于传统时期的公共安全治理机制与治理流程，大数据时代的最大改变在于，公共安全决策的流程将由危机事件发生后的“应对”转变为危机事件发生前的“预测”。

 

　　（四）智慧治理的工具：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智慧治理的高度“精细化”要求只有在互联网时代发展为大数据时代时才能实现，这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技术活”，需要不断升级的信息技术的支持。在近些年来，信息技术已经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互联网、云计算与大数据相继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前沿性技术。而大数据时代智慧治理的推进，则需要上述三项技术的“协作”：大数据要靠互联网来采集获取，对大数据的分析则需要运用云储存、云计算等云技术。具体来看，智慧治理中分别需要大数据融合技术、大数据处理技术、大数据分析与挖掘技术等工具。

 

　　作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安全治理的推进有赖于国家/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而大数据正是这一能力提升的重要基础。当前来看，大数据的开发应用已经被许多国家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进行研究。智慧治理的真正推行，除了理念上的转变外，还需要完善的制度规则体系的保障以及先进技术工具的支撑。这些变化与发展将为公共安全的治理与社会安定和谐的实现带来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