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为解决城市问题提供了许多新路径,创新技术在社会中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传统城市的外在环境,推动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革,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智慧化的空间和组织形态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理想模式,智慧城市的相关理论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新课题。在实践探索中,许多国家已经开启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践探索之路,但是对智慧城市的定义、内涵以及实现途径并未形成统一认识和结论。

       2008年12月,美国IBM公司提出智慧城市的发展愿景,将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基本内容。此后,社会生活中的科技创新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主导方向,智慧城市与科技城市、创新城市、创意城市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现阶段,信息通信技术、地理信息技术、云计算、云储存等智能技术的普及应用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关注焦点。然而,智慧城市的概念仍然在继续发展,学界在智慧城市的理论认知上有了新的突破。Milakovich指出,智慧城市成功的关键是“冰山”在水面以下看不见的要素。信息通信技术、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应用是技术创新,犹如冰山显露出来的一角,智慧城市能够良好运转,实质上仍然要回归到治理层面,依赖城市治理体系的改进,通过一种全新的社会治理体系去推动城市中的多元主体发育,形成有序参与的互动机制。作为科技创新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只是智慧城市建设的一部分。智慧治理,作为城市发展内在动力,开始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智慧城市的建设离不开治理模式的转变,智慧治理是对传统城市发展模式的变迁,也是政府治理和公共服务方式的转变,忽视治理的智慧城市建设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国内学术界对智慧城市以及智慧治理理论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对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刻剖析和全面把握。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内众多城市开启智慧城市实践探索之路。这尤其需要智慧城市相关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为智慧城市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国外学者对智慧治理的研究起步较早并且已经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能为国内智慧治理理论研究的发展提供一定借鉴。本研究着重对国外智慧治理理论研究文献进行梳理,通过归纳智慧治理的内涵、特点、要素、过程、效果等,推进国内智慧治理理论的发展,为智慧城市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

  二、智慧治理的多维阐释

  智慧城市至今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概念来界定,国外学者Holland认为“智慧治理”“电子治理”“社区学习”“环境可持续发展”“创意城市”都是智慧城市相近的概念。智慧治理理论是智慧城市理论的补充和拓展,是一种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政府主导的多元社会治理体系相结合的综合思路。国外学者解释智慧治理的侧重点各有不同,主要包括城市管理、政府智慧化、民主参与等三个视角。

  (一)城市管理视角下的智慧治理

  从城市治理策略智慧化的角度来看,智慧治理既是对城市规划、发展政策以及治理制度的探索,又是对城市智慧项目的实施。智慧治理的目的是构建起一个有包容性、整合性和可持续性的智慧城市。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城市管理可以利用技术创新获取城市生活中产生的大量信息,通过信息共享、整合、分析,达到优化城市管理、提高公共决策质量与准确性、提供满足公民需求的个性化服务、治愈城市病和提高市民生活质量的目的。智慧治理是治理思维的本质转变,能够促进城市治理政策的优化与完善。

  《欧洲中小智慧城市排名报告》将“智慧城市”定义为建立在整合资源以及独立公民社会的基础上,包括智慧经济、智慧公民、智慧政务、智慧移动、智慧环境、智慧居住等六个方面的城市。许多学者认为智慧治理是以优化智慧城市的各个部分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城市综合发展政策。Meijer指出智慧治理是有关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城市发展策略,制定符合智慧城市发展方向的智慧政策以及建设高效、系统性的公共服务体系。智慧治理的目的是优化城市环境、为市民创造更适宜的生活方式。对于城市发展的策略规划,Gil-Garcia等学者提出要涵盖城市交通、公共安全、健康和社会服务、经济优化、城市文化等五个方面的内容,这五个体系相辅相成,共同构造高品质的城市公共服务。Komninos等认为,智慧治理成功之处在于对城区进行改造,建立具有科技创新特征的智能社会项目,例如,在老城区中替换一些融合ICTs技术的智能化基础设施,并且通过人性化公共服务供给,改善旧城区中道路拥挤、公共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为城市居民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并且营造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城市。Letaifa指出,智慧治理是政府结合技术理性与治理的价值理念,从整体规划城市发展战略,关注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持续为现代交通系统,水、电、能源等系统的智能化转型投入政策和资金支持,提高教育、健康、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的质量,以优化城市的水力、电力、教育、医疗、公共安全、房地产、交通和公用事业等城市关键要素,构建秩序井然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总之,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看,建设智慧城市使公共治理的内涵变得更为宽泛,智慧治理的动力源于为市民提供更高质量的城市环境,智慧治理通过制度框架和公共服务的项目建设,变革和创新城市环境,使城市在生产效率、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上有质的突破,因而突出了以公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为公民表达意见、参与公共生活提供了可行渠道。

  (二)政府角色智慧化视角下的智慧治理

  智慧治理强调社会多元主体在公共生活中的互动和沟通交流,尤其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拓宽了公共参与的途径,而政府始终处于多元主体的核心位置。政府的政策规划以及行动效率是智慧城市发展的基础保障,形成公共参与的社会环境才能构建起多元主体互动的模式。因此,很多学者从政府角色智慧化的角度来理解智慧治理,认为通过政府不断提高自身社会治理能力、创造开放和民主的社会环境,可以推动公民社会发展,形成良好的治理模式。

  Amanda等认为,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在于治理工具的革新,在政府决策、社会服务以及政务处理中引入新兴信息技术是政府角色智慧化的关键。从利用电子计算机网上办公,储存和收集数据,到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等,政府各部门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不断提升,技术革新成为政府治理转型的契机,不仅搭建了城市精细化治理平台,提高政府决策质量,也带来了民主的社会价值理念。Seang-TaeKim以韩国电子政务发展历程为例阐述政府角色智慧化的历程,认为政府电子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利用计算机网络等工具储存和收集信息,第二阶段是利用电子化工具实现与公民的互动,第三阶段政府借助电子信息技术实现社会多元化治理,通过这三个阶段使官僚政府转变为民主的智慧型政府。Caire等认为,电子信息技术在政务部门的运用提升了政府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和政策制定能力,对推动创新城市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Walters等学者进一步强调电子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采用推动了社会多元主体之间频繁的互动,使政府治理从原来关注政府本身的狭隘视野扩大到关注整个社会的运行状态,提升了政府对社会多元主体诉求的回应性。Misuraca认为,电子信息技术促进了社会范围内信息与知识交换、城市资源优化整合和城市运行效率提高。政府不同层级之间、内部各个部门之间、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之间都可以通过信息互通,突破信息共享的障碍,为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表达意见、参与公共决策和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可行路径。Gil-Garcia把智慧治理归于电子治理的新方式,智慧治理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体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服务,以高效率和高质量的方式来服务公众。

  总之,在政府角色智慧化的视角下,智慧治理是网络技术、数据技术、信息通信技术等治理工具变革之下,政府治理创新的结果。治理工具创新使政府在治理中能全面、敏锐和准确地掌握社会实时信息流,主动感知预测社会需求,通过城市数据挖掘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使政府治理从关注政府本身的狭隘视野扩大到对整个社会的关注,体现智慧的特点。

  (三)民主参与视角下的智慧治理

  城市硬件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改造不足以构建一个智慧城市,许多学者把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看作是智慧城市的关键,城市民主才是智慧的根源所在。治理意在弱化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中心权威地位,强化其他社会主体的地位,是一种全新的、突破旧秩序的管理过程,而且社会互动使得社会民主的概念逐渐深入城市治理的各个环节。

  Dameri和Benevoloo等在研究公共参与的行动者中得出结论:在公共信息开放共享的环境中,市民和其他社会组织通过与政府互动、积极参与城市政策制定,是智慧治理的关键。Dameri研究表明,公共管理环境发生变化,社会主体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日益加深。单独的公共部门缺乏对社会微观运行状况的具体认知,单方面难以做出符合城市发展的决策,智慧治理的关键在于融入民主机制,通过公民、社会组织、企业等主体之间的横向互动来补充传统官僚制中权力纵向运行的过程。Albeino等给出一个更具体的解释:智慧治理是市民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以透明公开的方式参与公共决策,政府通过公开公共信息以赋予社区和市民更多权利,从而为决策制定者提供更多的符合市民要求的决策选项,产生更为民主的治理方式。政府与市民之间自下而上的互动模式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精确的社会需求,而信息通信技术为市民表达诉求以及与其他主体的互动提供了渠道,社会民主和电子参与是智慧治理的基础。

  总之,在民主参与视角下,智慧治理是社会多元力量不断增强以及政府权力的适度让步。智慧城市需要一个体现多元互动的社会系统作为支撑,是政府治理模式和公共服务方式的转变,没有城市多元主体互动带来的活力和创新,智慧城市就失去了智慧的源泉。

  三、智慧治理的核心要素

  许多文献研究都把智慧治理单独作为政府治理技术创新或是社会结构创新,而对两者互动的阐述有限。智慧治理是一个综合概念,是社会发展之下对民主要求越来越广泛的价值观转变,是科技推动下社会管理方式的变革,同时也是社会科技进步与社会结构转变之间的复杂互动。Gil-Garcia等称应当建立一个关于“社会—科学”的理论框架作为研究智慧城市发展的模型,研究信息通信技术的应用与政府决策模式在互动过程中的复杂性。

  智慧治理可以看作是以人为中心的主导观念下城市智能设施建设(硬件)和社会多元治理方式创新(软件)融合的城市治理框架,也是在复杂城市环境中应用信息通信技术形成的更为开放多元和具有快速回应性的社会治理体系。智慧治理包含的内容广泛,包括公共服务、城市管理方式、政策规划、社会参与、人力资源以及创新精神、知识经济和商业友好的社会环境、城市基础设施、可持续生态系统、信息通信技术以及大数据技术等要素。部分要素在概念上与其他要素有一定的重合,可以将其归纳整合。本文把智慧治理的核心要素归纳为智慧型政府、参与型社会、创新型人才和企业、城市智能基础设施和ICT技术、大数据资源等五个方面。

  (一)智慧型政府

  智慧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而政府在构建两者关系中显然处于主导地位。国外许多研究将智慧型政府作为智慧治理的一个关键要素,认为智慧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政府治理。Erkul提出,智慧型政府能为公民和政府的良性互动提供空间,是民主社会的基础,他认为智慧型政府应当包括以下四个特点:公开透明、具有回应性、关注市民需求以及能够鼓励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公共部门、企业、社会组织和社区成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互动和交流,体现了政府去中心化趋势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更为真实的平等关系。Scholl等把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放在智慧治理的突出位置,认为符合发展趋势的政府规划以及提高城市创新水平的公共政策是影响智慧治理水平的直接因素。Santinha也提出政府组织能力、领导力和制定智慧政策等管理能力在智慧治理中起重要作用。Nam等认为,智慧治理是政府提供适当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能解决当下城市出现的问题。传统政府因提供公共服务效率低而使民众不满,智慧型政府则可以通过与公民互动以及智能化传感器主动感知社会信息流,精确掌握公民最关心的问题,制定出符合民众要求的智慧政策,提供公民满意的公共服务。

  (二)参与型社会

  智慧治理最重要的关注焦点就是建立一个多元参与的包容性社会,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以及公民等社会多主体通过互动合作来挑战传统一元化的政治权威,实现多元主体参与式治理。Yigitcanlar等称智慧治理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培育智慧城市的多元参与主体,强调政府与社会其他主体之间的合作才是智慧的关键。Batty等强调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性,提出智慧城市的参与机制是公民通过自下而上的途径与政府沟通,同样,在《欧洲中小智慧城市排名》报告中提出相似的理念,认为智慧治理的水平与“政府—公民”之间沟通的途径呈正比关系,政府与公民交流的途径越多,治理的水平越高。此外,一些欧洲国家在智慧治理的创新实践中尤其强调企业的作用。政府和企业对城市治理关注点不同:政府注重构建社会公共价值,因而能弥补企业投资短视的不足;企业关注社会技术创新,因而提高了技术应用的效率,并能提供社会技术持续发展的动力。Caraglliu等也提出,一个崇尚知识经济和商业友好的社会环境,能够促进知识型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从而带动社会创新、技术发展和知识的积累。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化社会主体的活力和创造性被激发,才能在社会民主和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创新型人才与企业

  经济增长是建设智慧城市的主要目的之一,而创新型人才和企业是促进知识经济增长、高科技产业发展和社会制度创新的关键。Van Winden强调了创新型企业在知识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认为知识经济主要是由创新产业的技术研发、技术转型和升级产出的,城市高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是知识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Komninos强调商业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商业友好”的城市发展综合策略可以激发企业和市民的创新精神,通过创造性和竞争性的城市体系激发城市活力,用创新技术更新城市智能基础设施、重组城市发展空间、推动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解决城市运行中产生的问题。Bartlett认为,社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是城市发展的两个主轴,创新型、知识型人才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城市创新是教育、文化、创新经济和产业有机融合的结果。通过教育和知识能提高城市人力资源的质量,从而驱动城市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在知识爆炸的信息社会中,社会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社会制度和组织结构创新,激发了社会各主体的活力。企业和个人作为技术研发和社会创新的主要承载,推动着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发展。

  (四)城市智能基础设施与ICT技术

  智慧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广泛应用是步入智慧城市的基础门槛。现代城市生活越来越复杂,老化和衰败的传统基础设施无法满足现代生活的要求,智能化物理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智慧型社会应对当下城市问题的必然选择。城市智能化物理基础设施建设符合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例如,城市智能交通系统缓解了城市拥堵,智能水、电、能源系统整合利用了城市资源,为市民生活提供方便。基础设施与信息技术的优化是建设高效、便利、宜居城市的应对方案。除了物理基础设施作为城市发展的创新基础,社会网络平台也是治理的有效工具。社会网络基础平台包括宽带、无线网,物联网、虚拟技术、泛在信息等技术设施,它们不仅使城市中的人和物实现“无所不在”的连接,也为市民提供一种全新的“移动”生活方式。此外,智能基础设施的感知、传感以及信息处理技术所反映的信息流使不同主体实现沟通交流和信息共享,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社会多元主体掌握城市整体运行状态的关键。电子政务互动平台、社会管理网络系统、城市地理信息系统等基础设施平台的建设与投入使用,使得政府以高效率和高质量的方式向社会提供符合公民需求的公共服务。AidanaSiuryte等称现代化城市智能基础设施以及信息通信技术拉近了社会主体之间的距离,市民能与企业联合、与政府互动,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创新,为城市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不断调整提供了基础。

  (五)大数据资源

  智慧城市中数据储存量越来越大,数据成为新型社会资源和社会治理工具乃至治理内容。Gil-Gracia提出,治理主体通过社会数据流的分析能拓宽治理视野,从即时和长远两个维度应对复杂社会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大数据反映当下社会的复杂情况:大数据是从城市中智能基础设施的传感器智能感知收集而来,具有真实、客观和公开的特性,记录了城市在每时每刻发生的信息流,因而能反映公民的特殊偏好,为政府决策提供现实依据,提高了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大数据分析比大数据本身更有意义。通过把感知数据格式化并转换成标准数据,进而通过数据分析和可视化,城市治理主体才能在信息的交互联系中产生新的认知和洞察。同样Harrison也提到,先进的城市监控系统和智能感知器,能收集和评估实时数据流,从而提升城市管理能力辨识潜在问题,预测未来需求,形成前瞻性管理思维,使城市管理更科学。反映社会运行状态的大数据是智慧城市的核心,但是有些敏感数据的安全保障也成为急需要解决的问题。Popescul指出,中小型企业的数据更容易泄露或者被黑客侵袭,这些敏感数据一旦被侵袭,不仅有损企业利益,暴露私人信息,也会成为城市管理的一大威胁。大数据是智慧治理的核心要素,既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业技术创新的核心支撑,又是各个主体需要格外保护的重要资源。

  四、智慧治理的过程和效果

  (一)智慧治理的过程

  智慧治理过程体现在城市中多元主体参与的民主化社会治理中。现代城市中各主体互动更频繁,城市发展面临的现实情况更复杂,单靠政府力量已不足以面对城市治理难题,需要获得多元主体的支持。多元参与治理既是智慧治理的主要特征,也是社会民主的主要体现。民主一直以来都是政府治理的价值追求,民主的治理过程就意味着政府管理权力的中心地位开始转变,市政管理权力在治理中后退,公民和相关利益主体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逐步突显。

  Batty等认为,智慧治理是信息共享过程,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需要对社会中的信息公开和共享负责,通过信息共享达成各主体之间的互动交流,当然,政府有必要出台相关的政策措施保护信息安全和个人隐私权,为信息互通共享提供保障。智慧治理是合作过程,体现的是群体智慧。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交流催生更多社会治理的创新方案,促进社会知识发展,使整个社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智慧治理是沟通过程,在政策制定、城市项目建设和社区自治中,市民和社会组织通过自下而上的参与路径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政府在制定城市发展政策时参考和吸纳其他社会主体的意见,使政府决策切合城市发展,并能满足社会多元化需求。

  Dvir等强调政府应当为市民参与公共治理提供必要环境,包括提供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环境和提供便于公民参与的科技环境。在治理过程的制度保障中,政府作为政策制定的主体,要提供充分宽松的制度环境保障公民参与治理的权利,开放社会公共数据,促进社会组织甚至个人能够利用公开数据挖掘出更有用处的社会信息,让公民共享城市发展的智慧结晶,让城市发展汇集公民个人智慧。政府也必须注意到在信息共享过程中会产生个人隐私和公共部门信息泄露的危险,应当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保护个人隐私、公共数据安全、知识产权等。除了政府提供的制度环境保障,一个良好的治理过程还需要有很好的科技环境支撑。Neirotti等称智慧城市的一个主要的特点是:城市计划、发展、运行都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这些技术提高了社会经济效应和政治效率,使城市发展呈现出经济性和可持续性的特征。建设智能化的基础设施,通过构建城市智能化运行系统,优化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互动过程,为公民提供便利、高效、智能、舒适的生活。智慧治理过程中的信息技术应用提供了充分表达社会需求的网络沟通平台,通过政府智慧化的政务服务模式,政府与公民之间实现即时沟通。大数据分析和利用为城市管理者精确地掌控城市整体运行状态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全面感知技术以及数据分析技术使公共部门全面理解公民的偏好,从而以切合实际的方式制定针对性更强的公共政策,提供高质量、个性化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以满足公共需求。在智慧治理的过程中,政府提供宽松的制度环境和科学技术环境保障政府和社会主体呈现出多方互动的公共价值。

  (二)智慧治理的效果

  智慧治理的效果也被认为是智慧治理的评价指标,被众多学者重视。Lee等指出,智慧城市的治理水平是通过治理结果体现的,结果的产出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财富增长、人口健康水平提高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三个方面。Wood认为,智慧治理的目的是为市民提供他们满意的居住环境,提高市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持同样观点的学者指出,智慧治理是对城市面貌的大转变:以综合协调的管理方式整合社会资源,通过整体性规划,提前发现问题,解决资源重复利用等问题,最终增强城市的容纳能力,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通过加大对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的投入,更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智能化城市水电系统、交通系统,加大对教育医疗领域的支持力度,产出高质量和高效的社会生活。Kamel等强调,“智慧”不仅仅是城市表面上的繁荣发展,智慧本质上应当改进人们的健康状况,营造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生态系统。总的来说,生活质量,包括经济水平和幸福感的提高,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智慧城市的主要目标。

  除了经济性和社会性的指标之外,Walter等提出智慧治理评价标准,应当产出平等、自由、回应性、透明度、参与性和公民身份等体现民主的原则,智慧治理中的实践探索也是在政治范式和制度结构之内进行的,智慧治理能力的终极指标就是产出公共价值。

  经济增长、社会包容性、便捷高效舒适的社会生活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被认为是智慧治理的理想结果,然而Kourtit提出智慧治理结果呈现不应该有统一的评价标准。虽然大部分城市都面临相似的问题,例如环境污染、城市拥挤、人口老龄化、资源短缺等,但是各个城市治理的目标不尽相同。有的城市把经济效益、可持续发展放在第一位,也许有些城市会把人口健康放在第一位,甚至有一些城市的目标定位在满足公民所需。因此,智慧治理应当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特征和历史发展结合起来综合考虑,结合城市面临的实际情况以及亟需解决的实际问题,达成最适宜城市发展的治理结果。

  五、结语

  西方国家智慧治理理论对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的完善和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国内现阶段智慧城市建设未能与公共治理理论相融合,浮于科技建设的表面,由于缺乏理论指导和统一的规划标准,实践不能深入进行。国内智慧治理需要结合强调城市管理理论以及政府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论,突出体现智慧治理的社会多主体互动的民主本质。智慧治理理论是对智慧城市理念的补充,把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提到重要的位置。智慧城市的建设不仅仅是以物联网、大数据、信息通信等技术应用为中心,也是城市中科技力量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成果,突出了多元主体间的协同性。国内现有智慧城市的研究方法多以静态研究为主,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微观过程以及城市间各个主体之间互动的动态研究不多,而智慧治理理论就构建了智慧城市的治理框架,以各个要素之间多维互动深化智慧城市的发展。

  从理论发展层面来看,学者对智慧治理的关注是完善智慧城市理论的一个关键步骤。智慧城市的本质是为居民提供更加便利和高质量的生活,城市的智慧不仅局限于城市建设的表面,应当从城市发展内在本质即城市的管理和治理层面出发,寻找向智慧迈进的方向。信息通信技术、传感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并不能完全解决现存的城市问题[31],智慧城市建设中产生的技术理性忽视社会的人文关怀,以及由于信息鸿沟而产生的社会两极分化需要新的治理技术来解决。技术只是解决城市问题的手段和工具,智慧城市的建设不仅仅取决于增加城市中智能硬件和软件设备,也离不开智慧治理,更需要城市的管理者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立足于公民的需求,智慧地使用资源,做出智慧决策,推动可持续经济增长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同时培育公共生活中的多元主体,平衡科学与民主、技术与治理、技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智慧治理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外延,是现代科技在城市中运用、政府职能体系构建以及社会有序的互动机制融为一体的治理模式。

  但需要注意的是,现今智慧治理理论大部分都是在西方国家背景下进行的,而各个国家的国情以及面临的实际问题不同,智慧治理理论仍然需要结合本国实际对其选择性吸收,结合国外研究和本国实际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践。因此,建设智慧城市、完善智慧治理理论,需要结合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格外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首先,在信息化智能化社会的背景下,智慧治理要格外保护居民信息数据、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的安全。需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安全保障的法律法规,为交流沟通提供安全保障,为城市治理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其次,智慧治理的发展模式应当考虑地区差异。治理模式的转变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方主体、多个部门、多个环节。我国应当在大力发展物联网、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产业的基础上,考虑到不同地区技术发展水平以及需求差异、社会环境以及政府治理能力,在公共政策制定以及基础设施投入等方面,因地制宜,建设适宜地方实际情况的智慧治理。最后,智慧治理需要在制度创新中进行深入思考,治理根本上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及其管理模式,需要制度创新,为政府与公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之间搭建互动合作的框架,营造多元沟通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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