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光烈：深刻理解数字化改革的定义，积极自觉地投身于五大改革

　　2月18日，浙江省委召开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全面部署数字化改革工作。中国信息化百人会顾问、浙江省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主任、浙江省人工智能发展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毛光烈在学习省委数字化改革大会精神的体会中指出，对数字化改革要围绕“全面重塑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数字化认知”的五大变革进行全面理解，以制度化驱动数字化。

　　以下为毛光烈关于学习浙江省委数字化改革大会精神的体会全文。

　　深刻理解数字化改革的定义

　　积极自觉地投身于五大改革

　　——学习省委数字化改革大会精神的一点体会

　　在当前学习贯彻省委数字化改革大会精神中，需要对大会精神进行全面的、联系实际的、多维度的解读，需要脚踏实地抓好落实。浙江省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是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组建的、为智能制造提供实际操作咨询服务的智库，理应带头学习领会好、解读宣讲好、落实服务好。基于这样的认识，我选择了“改革”这个维度，谈点个人初步学习的体会，抛砖引玉，请大家指正。

　　深刻全面理解数字化改革，才能确立数字化改革的正确思路，写好数字化改革这篇加快我省全面现代化的大文章。袁家军书记在省委数字化改革大会上明确指出，关于数字化改革的定义是：围绕建设数字浙江目标，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把数字化、一体化、现代化贯穿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对省域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的过程，从整体上推动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根本上实现全省域整体智治、高效协同，努力成为“重要窗口”重大标志性成果。

　　以制度化驱动数字化，积极参与五大变革。根据家军书记对数字化改革的定义，我对数字化改革的理解，是全面重塑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数字化认知的五大变革。

　　1、适应数字化要求的体制改革

　　目的是破除一切阻碍业务数字化的条条框框与过时的规定，建立数据统一流动、能用、好用、管用的体制，让数据这个第一要素在全面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地发挥作用。

　　涉及基础性的改革任务有五项：构建让数据可流动、可共用的体制，构建让数据不敢乱用、不能滥用的体制，构建上下左右各方能协同使用数据的体制，构建数据共治的体制，构建依法依规监管数据使用的体制。

　　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是市场化改革。如建立并规范数据资产的交易市场，建立并规范数字化改造工程与新建工程的市场，建立并规范依托于互联网平台开展的各类服务市场，并依法保障这些市场秩序，保障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2、适应数字化运作的组织方式与运作方式的改革

　　实质是破除孤立的、相互割据型使用数据的体制，建立可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的交换业务数据、利用业务数据的组织方式与运作方式，并建立既能自觉协同使用业务数据，又能明确各自责任、权益，还能对失职行为进行问责的体制机制。

　　这是适应数字化时代“整体智治、高效协同”要求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模式。它类似于军队适应信息化战争改革之后联合作战的架构体系，即在中央军委主席的统一领导下，建立战区在一线实施指挥，变单兵种作战为多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变原来几十年固化的不同兵种不同层级各自为战为高效灵活反应的跨军种跨层级协同作战，目的是适应信息化战争随时随地都可能成为战场、随时随地都要快速调整作战部署、可“随时指哪打哪”的作战组织与指挥体系。这样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模式，在我国防控新冠疫情中同样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无论是以省域为单位，还是以市域、县域为单位，都可以“依托一个统一的健康码”进行防控与追溯，都可以根据“全域一张疫情实时态势图”实时指挥，全域各单位各部门都可以全员一体化协同配合响应、基层各单位都可以根据疫情等级实施精准管控，并相对应确定可复工复产的区域与单位。这种建立在数字化体系之上的“以民为本理念、平台化指挥、全方位协同、一体化运作、全流程追溯、制度化规范”的组织方式与运作方式，就是一个典型的写照。这种借助于数字化的、先进防控疫情与有序管控复工复产的组织方式与运作方式，已经取得了成功，在全世界充分彰显了中国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数字化应用引领的优势。

　　因此，适应信息化普及、居民跨区域流动、服务需求随时随地发生的新形势新要求，建立常态化的、与服务需求相适应的、可灵活响应的，可跨层级、跨部门、跨行政区域运行的组织架构与服务模式就越来越有必要了。如已创建的基本医保跨地区支付结算系统，就极大的方便了全体居民。因此，这就要求我们把目前政府分级进行的“浙里办”推向全省各级上下一起协同的“浙里办”；同时，为了防治全省各级在协同办中的不作为、慢作为与乱作为，又必须把分级进行的“浙政钉（盯）”推向全省协同的“浙政钉（盯）”。

　　建立这种在数字化运作之上的组织方式与运作方式，同样是每个企业、每个学校、每个单位的改革任务。如果一个企业能够纵向建立从集团直至生产一线跨层级运作，横向打通采购、生产、人事、财务、营销等各部门，外向服务可以直达到每个出差的员工及每个客户的数字化组织运作体系，实现生产协同指挥云上办、内部协同事务掌上办、客户个性化需求定制办与企业全员一起协同办，企业的生产、管理与服务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成本就可以进一步削减，企业肯定就会越办越红火。

　　3、改革不适应数字化要求的、涉及办事程序与办事流程的旧规定

　　首先要改革内部信息要逐级报告上达的不合理规定，建立“下情（业务数据）可跨级（含上级）上达、服务类与指令类的数据可根据需要越级下达，服务与执行进度的数据可横向流动”的新制度。在信息化的环境下，所有的业务与事务都已经数字化无纸化了，信息传播方式亦已经网络化了，业务与事务类的数据都已经跨层级、跨部门、跨行政区域流动了，其特点是各种数据的传播速度已经非常快、覆盖的范围非常大了，但我们如果依然固守事件信息逐层上报的老程序，必然会出现发生事件时体制内上级领导还不知道、体制外部都已传播得沸沸扬扬的状况，必然会错失防范错误舆论发生与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建立上述信息传递“三可”的新制度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像疫情防控那样，可以编制并根据“疫情等级实时态势图”，挂图指挥、协同作战。

　　其次是建立“上级提供数据服务、下级使用数据满足需求”的新程序新规定。在数字化时代，其特点是上级汇集的数据规模大、下级需要使用的数据量比较大，产生严重不对称的状况。因此，当下级需要数据服务时，应该而且允许可直接向上级甚至跨级提出“数据服务的请求”，同时上级对“数据服务请求的回应”应该而且必须能够直达基层需求方。对于这些程序性、流程性的新规范，我们可以形象地把它描述成为“让基层数据服务请求”上得来，“让上级的数据服务”下得去。实行这套新规范，目的是实现上下级之间服务链条的“依规垂直整合、上下打通”，即在“统一服务规范”的前提下，可以上下“一条心、一条鞭”似的用数据、办服务，快节奏地服务群众、回应社会、引导舆情，防范舆论方面的派生风险。

　　第三是要改革“分散办、各顾各办”的办事旧程序与旧规定，建立跨部门、跨行政区域可协同办的新流程新制度。只有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使服务群众的数据请求发生在本行政机关的“服务区之外”，亦能提供及时、高效的满足群众需求的服务；即使服务群众的数据请求发生在原来各部门职责规定范围之外，但通过部门与部门之间服务链的“横向打通、横向协同”，亦能高效地予以满足。

　　第四是要改革“服务标准不统一、质量评价（追溯）不全程”的旧方式旧规范，建立服务标准跨层级、跨部门、跨行政区域相统一，服务质量可跨部门、跨层级、跨行政区域闭环评价并追溯的新方式新制度，让诸如食品农副产品的质量监管更全面更彻底，让老百姓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4、推进数字化手段、智能化工具应用方式的改革

　　首先，要认识到数字化手段、智能化工具应用方式的变革，实质上就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的变革。我们知道，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是引发了生产力的变革、继而推动生产方式变革的动力源泉。从农业生产变革史看，使用耕牛的生产方式是“木犁、铁犁加人畜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使用农用拖拉机的生产方式是机械化，当年毛泽东同志的名言就是“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农村农业电气化时代是“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工业亦是随着制造工具的变革而发生生产方式变革的。在使用手工工具进行生产时，生产方式是以手工工艺、手工技巧主导的生产方式，对应的生产组织是手工作坊的模式；当蒸汽机成为制造动力工具之后，对应的是机械化的生产方式，生产的组织模式是工厂；当电动机成为工业生产动力工具之后，对应的是电气化的制造方式，基本组织模式是公司制；当信息化成为生产工具后，基本的生产方式是信息化与工业化“两化融合”的制造模式，基本的生产组织模式是“工厂+分公司+集团”架构；当数字化作为工具后，基本的制造方式是智能制造的方式，企业的基本组织模式开始转向扁平化、平台化、真正的一体化运作。治理方式的变革亦随着使用工具的变化而变化，当把数字技术作为手段、人工智能技术作为工具时，治理方式亦由少数人治理变为利用互联网进行的民主化治理、可溯源的治理与全流程内部可闭环监管型的治理。因此，使用数字化手段、智能化工具产生的变革，实际是生产力的变革；数字化改革的实质，是由生产力的变革引发的一系列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直至上层建筑的变革，包括生产与经营模式的变革、治理体系与治理体制的变革。

　　其次，推进数字化手段、智能化工具应用方式的变革，就是在党组织统一坚强领导下的，一场充分应用数字化手段与智能化工具，实现业务数字化、人员组织网格化、调度指挥平台化、运作（运营）组织一体化、工作协同网络化、生产与监管智能化、事务办理在线化、全面管理无纸化（可视化），改变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全局性的改革。

　　第三，推进数字化手段、智能化工具应用的变革，具体特征是实现生产生活方式、管理方式、办事方式、监管方式、决策方式等五大转变：一是从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转变为智能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二是从有纸化管理转变为无纸化管理；三是从“见面办”转变为“零接触办”与在线办、网上办、掌上办；四是从碎片化监管转变为内部的全过程、全流程闭环式的系统化监管；五是重大决策从少数人决策转变为利用互联网广泛收集征求意见，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集中大家智慧的决策。现在政府每年办十件实事的决策，基本上都是利用这种方式进行的。

　　5、推进数字化认知的改革

　　数字化认知的变革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变革。在讨论数字化认知变革时，有一点我们必须首先明确：解决思想认识问题靠教育；解决对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前进与倒退、好与坏、是与非的认知问题还要靠实践、靠改革、靠民主集中制、靠法治。认知与认识是一个相互关联但又绝不相同的概念。对科学技术应用引发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变革的认知，往往与人们所处的社会阶层、自身利益、人生追求的价值相关，要改变人的认知相当的不容易，原因就在于它们之间蕴含着立场、观点与方法之间的内在关系。从人类发展史看，解决对社会变革的认知，除了教育外，还要通过政治斗争，甚至革命的方式才能求得完全的解决：哥白尼因为坚持“日心说”，否定了上帝是创造并支配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认知而献出了生命；文艺复兴运动实际就是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一场认知革命；我国五四运动的实质，亦可以说是一场反对封建落后统治与愚昧文化的认知革命。当我们说五四运动是一场革命的运动时，就赋予了其“革命（或改革）”性质的认定。中共党史上历次路线之争，其实亦属于正确与错误、对与错、成与败的认知之争。在数字化转型中，亦有这样的例子：如二十年前华为引进IBM“数字化管理”时就遭到了一部分人的抵制与反对，认为“太超前”，是“削足适履”。任正非当时的态度很坚决，他说就是“削足”亦要把“数字化管理这只鞋穿进去”！因此，他们不惜解除少数领导骨干的职务，亦坚持把“数字化管理”推行了下去。前两年，任正非同志回顾这段历史时，就很有感慨地说，当年果断推行全集团的数字化管理，现在看来是做对了，否则像华为这样一个有近20万员工、在全球几十个国家有分支机构的企业，还怎么能够统一、高效的管理呀？当然，有的社会认知革命是要流血的，有的社会认知革命是可以不流血的。在数字化认知的改革中，我们必须亦应该运用高水平的智慧与方式方法，尽可能减少单位内部大的震动与矛盾冲突，平衡有序地推进，把改革的力度、推进的速度、单位内外老百姓的心理承受程度，统筹起来考虑。

　　在推进数字化认知变革中，首先要认清数字化认知改革的意义。提高数字化认知水平是事关全面推进数字化改革的必要条件。如果数字化认知的局面打不开，数字化改革的局面亦难以打开。如果缺乏数字化认知水平，始终处于不懂、不知、不会、不能的状态，数字化改革就难以顺利推进。尤其是党政主要领导、企业家等“一把手”，他们的数字化认知水平的提升至关重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信息化工程是“一把手”工程，数字化改革是党组织领导（“一把手”主导）的一场大变革。所以要把提高党政机关与企事业单位“一把手”的数字化认知水平与能力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上。当然，同时数字化改革亦是全体机关干部、全体企业员工、全体事业单位人员共同参与推进的一场全面改革，提高全员的数字化认知水平是必修课。我们坚信的一条是：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思想一旦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一定会转化成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磅礴的力量。

　　其次，要深刻理解数字化认知变革的内涵与任务。数字化认知变革的核心是建立适应数字化要求的评价标准、评价体制与评价机制。首先，从评价标准方面看，就是要改变过去的“是非好坏、行为对错、先进与落后”的评价标准：在数字化时代，过去评价是对的现在不一定对（如越级上报事务信息、同步上传数据）；过去不允许做的现在不一定依然不允许做（如主动跨部门协同办理服务）；过去不能办的现在不一定仍然不能办（如跨行政区域支付结算养老金、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等）；过去是先进的现在可能却是落后的（如深入家庭上门请人填社会调查报表）；过去办不到、办不好的现在却一定要办到并办好（如跨行政区域协调治气、治水、管控防治污染），等等。总之，必须建立有利于人民幸福安康、加快国家全面现代化进程的新的评价标准。第二要改革过去的“封闭式做、关起门来评”的评价方式。要建立起“对数字化的认知与实施行为相挂钩”的能公开评价、让公众能评价、依靠人民群众力量进行评价的评价方式与评价体制。在推进数字化改革之中，比如对在别的部门或别的地区可以网上办、掌上办的事，为什么在我们这个部门、在我们这个县（市、区）还不能办？或者说在别的企业可以掌上办的，为什么在我们的企业就不能办了？在其他行政区域或企业能实现各部门协同办好的事，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就变得办不了、办不好了？从而形成比着干、比着改的良好氛围。第三要改革原来的考核监管办法，建立不同于过去的新的激励机制、问责与追责机制：比如对率先推进数字化改革、业务数据用得好、在线协同办理快、客户与群众评价高、做出贡献特别大的单位与个人，应该依照新的规定，公开进行表彰、记功、晋级；同时对改得慢、改得不好的地区与企业、单位，首先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亦可以并且应该约谈主要责任人。另外，对于应该通过跨层级跨部门协同办好的事为什么没办好？是因为哪个岗位、哪个环节慢作为与不作为拖后腿了？是否应该追究有关失职人员的失职责任？只有建立新的约谈问责与追责机制，才能把数字化的认知转变为对事、对人的行为对错的认知，转变成为判定是与非、对与错的认知，才能判定是否应该问责与应该问谁的责。亦只有这样，对数字化认知的改革才能真正落地，才能由虚变实，才能把“软要求”转变成“硬规定”。

　　第三，要改革过去的培训、科普方式，建立有助于提升数字化认知能力的培训机制与科普机制。建立新的培训与科普机制，目的是：加快数字化、智能化教育进企业、进学校、进家庭、进机关的步伐，加快清除对数据“依法采集、依法交换、依法使用”的错误认知与偏见，营造“懂数据先进、用数据光荣”的社会共识。当然，我们还要认识到，真正的数字化的认知能力是需要通过实战“打”出来的，是需要通过实训“练”出来的。在军事上就有“部队的战斗力是靠打出来的定义”。近几年，在推进打赢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的军队体制变革之后，中央军委十分强调实战式的练兵，目的就是通过真打真练，提高对信息化作战与多兵种集成作战的认知能力、联合作战的指挥能力、协同作战的配合能力、后勤现代化的保障能力。高强度高难度的实战训练，为军队现代化建设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军队提升数字化改革认知能力与实战能力的做法，值得我们地方政府与企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