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玉凯：智慧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信息化提出了一些全新的概念，比如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等。那么如何把握智慧社会的内涵，智慧社会到来将产生什么影响，智慧社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是什么关系，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

　　一、智慧社会是未来社会形态的新蓝图

　　（一）如何理解智慧社会

　　智慧社会就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度融合的社会。可以有三个视角理解智慧社会。首先，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的基本逻辑是，数字化是前提，网络化是路径，智能化是手段，智慧化是目标。从1946年美国IBM公司发明人类第一台数字计算机以来的70年间，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一场深刻的信息技术革命，这场革命的重要标志就是计算机在各行各业的广泛普及，被应用到各个领域。计算机成为一种通用的工具本身，就足已说明数字化过程是多么迅猛。而1990年后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以及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对加速智慧社会的到来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次，智慧社会有三个基本特征：数字化基础上实现万物感知；网络化基础上实现万物互联；智能化基础上使社会更加智慧。所以，感知、融合、共享、协同、智能是智慧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比如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等一系列新技术新应用，使人类极大地提升了对客观世界的感知能力，也为各类信息资源的融合、共享进而提高各类机构的协同能力，创造了条件。

　　（二）智慧社会具有生态链

　　智慧社会的生态链可以概括为“六智”。一是智能治理：包括各类组织自身治理，也包括政府对社会的协同治理，其中智慧政府处在核心地位。二是智慧产业：包括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以及数字经济等。三是智慧商务：包括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消费互联网。四是智慧服务：包括基于市场的智慧化服务和基于政府的公共服务。五是智慧生活：包括人的工作、生活、出行、社交、安全、尊严等，人工智能有可能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此构建起丰富多彩的智慧生活。六是智慧生态：优美的环境和可持续的良好生态。

　　（三）智慧社会的基本形态

　　智慧社会无疑是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也是人们非常向往的社会。一是社会组织智能化。各类机构组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融合，在功能和结构上普遍实现智能化。比如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能医院，智能学校，智能政府，智能家居等。这是社会的组织细胞，也是智慧社会的基础。二是社会运行的智能化。在“三化融合”的框架下社会运行的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如智慧交通、智能汽车、无人驾驶、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能制造、智慧商务、智慧生活等。三是社会成员自身的智能化和被智能化。比如在智慧社会中的个人，首先自身的智能化水平会快速提升，如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目前中国用户超过7.5亿，手机用户达到13亿），无处不在的网络、无处不在的计算、无处不在的软件以及无处不在的数据。所有这些都将极大地推进信息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参与社会运行中的个体也快速被智能化。比如实名制等导致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客观数据被广泛使用；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区块链技术等新技术广泛应用；摄像头、活动定位、行动轨迹、行为数据被广泛收集并被不断地数据分析。可以说，智慧社会在为人类社会带来极大方便的同时，也会快速地将参与者本身被智能化。

　　五个“高度”大体可以概括智慧社会的基本雏形：即智慧社会是高度被感知的社会；是高度互联互通的社会；是高度数字化和被精准计算的社会；是高度透明的社会；是高度智能化的社会。

　　二、智慧社会到来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挑战

　　智慧社会到来在给社会带来各种各样福音的同时，也会给国家治理带来一定的挑战。

　　（一）智慧社会快速到来有可能对人类活动带来巨大冲击

　　一是大量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机器人所替代，对社会就业形成冲击。比如说无人驾驶，可能导致驾驶员失业，智能制造使一大批一线作业人员下岗。智能商务使许多从事简单职位如酒店管理员、服务员等没有了工作；无人商店、人脸识别使大量营业员离开工作岗位。甚至在医疗、教育等相对高级的一些辅助性岗位也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二是社会普遍互联和高度被感知后也可能使社会面临一些巨大风险。比如说人与人互联、物与物互联，人与物互联，一方面带来了方便，但也增加了社会交往与社会活动中的风险。如智能犯罪、网络暴力等。另外，在智慧社会形态下，当社会高度被感知后也会极大地增加社会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这无疑为社会治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个人隐私、商业秘密以至于国家、社会安全风险有可能随之大幅度上升。

　　（二）智慧社会快速到来给国家治理本身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

　　从政府自身来看，在智慧社会快速到来的过程中，首先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治理理念、价值趋向（取向）产生深刻影响，如果不能确立智慧社会的新理念、新价值，就很难找准适应新社会形态的定位。其次，对治理的组织架构也必然会产生影响，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组织结构扁平化，减少行政层级。这对现行的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类组织结构必将产生影响，设置需要重构。另外，智慧社会的快速到来也会深刻地影响公共治理的手段和方式，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或其他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都必须顺应智慧社会本身的需求，不断调整自身的管理行为，才能顺应智慧社会发展的潮流。

　　（三）智慧社会的到来与社会转型相互交织，也会增大治理的难度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构建现代社会治理新格局，强调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在这方面我们至少还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二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挑战。从前者看，中国社会整体上已经由生存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中国的人类发展水平也正由中等发展水平向高等人类发展水平转换。按照国际社会评价标准，由生存性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主要有四个指标：一是恩格尔系数要降到0.5以下，目前我国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降到0.34左右，农村已降到0.44左右；二是三产结构第一产业占GDP低于15%，第三产业高于40%，目前我国的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大体为11%左右，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56%。三是城镇化率不低于40%，2016年我国已经达到57%；四是橄榄型社会状态正在形成，2016年我国中产阶层人数已经占到总人口的25%以上。从人类发展水平来看，按照联合国制定的人类发展水平的三大指数，即医疗、教育和生活质量指数看，中国社会目前正处在由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向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转换过程中。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以上三大指数加权平均一个国家得分在0.5以下，属于低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在0.5～0.8之间，属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在0.8以上为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我国现在的医疗指数中的人均寿命、孕妇死亡率、新生儿死亡率以及100人医院的住院床位数，教育指数中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文盲率、识字率以及高等教育的普及率，生活质量中的人均GDP、人均纯收入、饮水质量、空气质量等，整体处于中等上端，人类发展指数在0.78左右。[i]这可以理解为中国正处于由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向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转换的临界点。而发展型社会和高等人类发展水平国家的到来，必将深刻影响社会公众对政府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的诉求。这也是当下民众为什么对健康、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生活质量等越来越关注的原因所在。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1]（P11）。这意味着中国老百姓不仅仅关注物质文化，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关注度越来越高。所有这些都在智慧社会到来以后，伴随着老百姓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诉求提升，给政府提出的一系列新挑战。

　　智慧政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将扮演关键角色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要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

　　对未来我国的发展，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的两步走战略：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到2050年30年再分两步走。值得注意的是，在新的两步走战略中，对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提出了明确要求，也就是到2050年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强国的时候，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九大报告强调，到2035年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1](P28)。笔者以为，要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要实现政府治理现代化。因为政府治理处在国家治理的前台，如果没有政府治理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现代化。

　　（二）智能化治理，智慧化服务是智慧政府最显著特征

　　如何才能加快政府治理现代化呢？从当前状况看，就是要加快智慧政府建设的步伐。而在笔者看来，智慧政府说到底就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政府。换句话说，这样的智慧政府要体现出三方面价值导向：一是以“六个公共”作为支撑：即代表公共利益，行使公共权利，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承担公共责任，维护公共秩序。二是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也就是要建设一个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高人的“五种感受”：即方便感、安全感、获得感、公正感和幸福感。为了这个目标，就必须构建公平正义廉洁有为的政府。三是智能化治理、智慧化服务是智慧政府的基本特征。这意味着传统政府的治理结构和模式在智慧社会时代将被重塑：如政府结构扁平化，政府感知能力全面提升，协同治理能力显著增强，系统整合融合更加有效。数据资源共享水平大幅度提升。所有这些都为智能化治理和智慧化服务提供重要保障。

　　（三）创新治理方式将为“智能”和“智慧”插上新翅膀

　　笔者认为，在智慧社会到来以后，创新政府治理能力方式和手段将对政府治理成效和服务能力产生重要影响。可以想见，数字中国为政府的数字化治理奠定重要基础，必将大大提升政府的数字治理能力；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深度应用和发展，也将使医疗、教育、社保、就业、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民生服务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四）智慧政府在构建对公权力约束的制度笼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如何加强对公权力的有效制约一直是我们探索的重大议题，也是我们这个体制必须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十九大前中纪委公布的近五年来查处的腐败官员数量，着实让世人感到震惊。这一方面说明反腐败力度很大，但也说明腐败触目惊心的事实。从长远看，我们必须要解决“不能腐”的问题，实现从运动式反腐到制度反腐。这无疑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构建制度反腐方面，我们有很多重要选项，如加强法治、建立国家监察制度等，还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借助信息网络技术，打造对公权力的精准约束，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比如，通过构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公共服务目录清单以及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清单，使权力真正运行在阳光之下；通过构建社会征信系统和大数据分析系统，极大地提高对社会成员诚信行为的监控；通过区块链技术、人脸识别技术、指纹技术等，加强包括对社会公职人员在内的各类人群的社会参与行为的分析和监督。所有这些，都可能对公权力的运行进行精准的分析和把控，使滥用权力、权力寻租等腐败问题难有藏身之处。这对净化公权力的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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