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凡：“负面清单”让营商环境发生根本性改变，扩大开放还需对标更高规则

　　“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让市场主体感受到确定性、可预期性，让营商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国际贸易系教授、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 崔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共启动60条、300多项改革举措。其中，《决定》在“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一章中提出，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的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

　　发轫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负面清单”制度，给我国带来了哪些改变？由负面清单开始，自贸试验区还试出了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我国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还需进行哪些努力？记者对崔凡进行了专访。

　　由“负面清单”开始

　　一系列可复制推广经验在全国推开

　　崔凡介绍，上海自贸试验区开始试行的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外商投资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负面清单”以外的外商投资，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管理，给予国民待遇，大大增加了外商投资的便利性。

　　“以前外商如果来华投资，审批者手上往往有着很大的裁量权，这一方面增加了企业投资决策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腐败的可能。”崔凡介绍，从发轫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起，我国逐步建立起了“非禁即入”的市场准入制度安排。2016年，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出台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首先在上海、天津、福建和广东进行试点，并随后在全国推广，力争实现“一单尽列、单外无单”，使我国营商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法无禁止即可为”，在崔凡看来，“负面清单”制度让市场主体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大幅提升。“当不确定因素降低后，包括外国投资者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的决策成本显著降低、效率大幅提升，可以有效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发展。”

　　除了“负面清单”，自2013年从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开始，还积累了大量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试点经验。崔凡介绍，商务部自贸区港建设协调司的官网上，专门设有“复制推广”一栏，展示了自贸试验区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及实践案例。

　　崔凡说，2013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进行了外商投资企业制度改革试点，建立起一套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以贸易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制度、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创新制度、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到2020年1月1日外商投资法正式施行，我国的外商投资体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扩围、提质、增效

　　对标更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完善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赋予其更大改革自主权。

　　自贸试验区如何进一步发挥先行先试“试验田”的作用？崔凡建议，通过“扩围、提质、增效”，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功能，从而带动我国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他解释，所谓“扩围”，一方面自贸试验区数量上可以进一步增加，特别是考虑在中西部地区增加更多的自贸试验区。另一方面，自贸试验区范围在现行通常设定的120平方公里基础上，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一步扩大范围。如将自贸试验区周边的经济开发区、高新科技区等，纳入自贸试验区的扩展区域，扩大“制度创新高地”的范围。

　　所谓“提质”，即对标更高水平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进行高水平的开放压力测试。崔凡举例，中国加入、今年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除了701条约束性义务，还有170项鼓励类义务，我国可对照这些更高标准的鼓励类义务，进行制度集成创新。另外，我国正在申请加入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也有很多高标准经贸规则可供对标。

　　所谓“增效”，即增强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效果，提高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能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从而提升消费者和市场主体的获得感。“政府的服务能力更强，管理效率更高，市场主体的获得感自然而然会更好。”崔凡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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