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长山：打造数字法治的“中国模式” 促进全球共同体形成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的数字法治实现了从工具到目的、从赋能到能动、从局部到一体、从技术到权力的系统转型，在平台架构支撑、数据要素赋能、算法辅助质效的基础上，形成了三大核心机制。

　　平台运行机制。在“政府即平台，公民即用户”的数字政府理念下，打造了“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的政府平台。在“数字赋能监督，监督促进治理”、“业务流程再造、组织架构重塑、诉讼制度变革”的改革战略下，打造了从“接近正义”迈向“可视正义”司法平台。司法过程不再局限于物理上的结构性设置和实体运行，而是从场域化走向了场景化，附加了数字化的意义展示、体验分享和“可视正义”。当事人可以远程临场，以非同步的方式完成诉讼，实现超时空的“错时审理”；庭审过程由封闭单一、机械受动的“面对面”场域化，转变为灵活自主、多相界面、情境互动的司法场景化。在诉讼服务上，形成多功能、集成性、智能化、线上线下融合的一站式诉讼服务模式；在平台载体上，实现内部平台整合对接，外部数据互联互通，形成系统集成、集约高效、信息共享的平台建设模式。使司法运行从线下走到了线上，转向了开放的、包容的平台模式，消解了因物理时空条件局限而导致的正义实现难题，使物理意义上的“接近正义”迈向数字意义上的“可视正义”。在传统的分配正义之外，加持了数字正义。但是，这些平台机制也需要进一步优化，在平台交错与兼容整合、技术外包与公民参与、一体办案与分工制约、执法司法效率与直接言辞原则等方面，应该做出更多的探索和完善。

　　数据业务机制。伴随着“业务数据化、数据业务化”的快速发展，数据业务已成为数字行政和数字司法的重要领域，大大提升了工作效能和数智水平。数智治理有利于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发生基础性、全局性和根本性的改变，从而促进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和数字法治建设。但是，数据权属、数据类型、数据利用等相关法律问题和社会风险日渐上升。各部门、各领域的数据共享过程如果没有或者不能遵守基本的数据安全“红线”，人们将难免受到无限的数据透视和隐性控制，公众的人格尊严也将遭遇严重的危机。无感监控、穿透性执法、大数据扫黄等等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如何做到比例相称、权益平衡，就是一项重要的时代任务，需要遵循以下衡量标准：一是不再局限于“物理时代”的正义判断和权利观念，而更多地按照数据分享与控制的数字发展规律，确立保护与利用并重、包容审慎的主导原则，维护数字化服务中的平衡互惠和权利交换，从而反映和展现数字正义价值。二是遵守数字行政所“必要”“必需”的底线边界，防止“技术赋能”名义下的超范围、超限度、超强度的数字权力扩张。三是恪守科技伦理，确保公平公正，尊重数字人权。

　　算法决策机制。数字法治的关键是自动化执法司法，其初衷是在“制度铁笼”之外，打造出新型的“数据铁笼”，用以关注公权力，保障私权利。然而，其运用事实上并没有那么理想。在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从技术赋能走向了技术赋权，信息革命以强大的技术变革力量，创造出以往物理时空中从未见到过的巨大虚拟空间和数字利益，消解了传统的权力合法性理由，政府、商家和民众的利益博弈很多都超出了现有法律框架和范围，各方竞相把这些利益和空间转化成为自身的权利。对于政府而言，技术的权力化可能演变成一种超强的监控形式，在数字时代多元化、扁平化和去中心化背后，权力扩张的倾向却在涌动，政府/社会的二元结构也转化成政府/平台/社会的三元结构，平台成为“公共基础设施”和“守门人”。平台拥有庞大的权力资源和能量，突破了权利空间而迈向了权力领域；它们立足于社会又高于社会，不同于国家却与国家相关联，成为社会治理中的一个重要主角。在政府平台建设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对外发包、购买服务，而科技公司、头部企业等参与平台建设，从而形成扁平化、分布式、节点性的行政结构。这样，行政结构已不再是政府与公民之间那样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形成了公权力、私权力、私权利的三重交叠互动机制。无论是算法行政、智能司法，还是平台算法决策，都需要纳入数字正当程序，使权力规范透明地运行，有效解决算法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促进算法公开性、可解释性、可责性的落地，并建立公民知情权、异议权、建议权、监督权的保障机制。

　　事实上，无论是现代法治还是数字法治，其核心都在于限制权力、保护权利、遵守规则和程序。这就需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数字法治理念，构建中国特色的数字法律体系，探索适宜的数字正当程序，落实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保护数字弱者权利和数字人权，培养数字公民能力，维护数字正义，从而打造数字法治的“中国模式”，贡献中国的数字法治方案，促进全球数字法治共同体的形成。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数字法治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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