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是创新大潮中最前沿的结合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

　　7月11日至7月17日，2023新京报贝壳财经夏季峰会在北京和上海两地举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贾康出席，并发表题为“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完成整改和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打开新局面”的演讲。

　　在他看来，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是全球背景的创新大潮中最前沿的结合。

　　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完成整改，开启新一轮“创业创新”大潮

　　在贾康看来，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头部企业是在硅谷引领的“互联网+”日新月异创新大潮中的支持升级发展的力量，他们体现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并迅速地成为开创整个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的引领力量。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认知方面，学术界有一个分析框架，即科技并不是在传统的生产三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上作加法，而是在传统三要素上作乘法，要以三要素乘以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的应用来形成放大效应，所以科技它是第一生产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我国的一些地方，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企业抓住机遇，打开了数字经济互联网+的发展局面。虽然这样的创新努力成功率是很低的，但少数的成功却带来了全局性结果，后来我们看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出为数不多但是影响力、辐射力巨大的头部企业，他们产生了实际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这很生动地体现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正面效应。”贾康说。

　　贾康进一步表示，社会发展又有曲折性、波动性的特点，数字经济头部企业的整改，成了前几年经济社会中的重大事项。最新信息是有关部门已对数字经济企业做出了明确的罚款方案，这标志着整改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显然，这些数字经济头部企业有望在此后抖擞精神，另起一段创新、创业的大潮，继续追赶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前沿。

　　“把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完成整改，放在打开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的全景中去理解，它的意义绝不仅是有关数字经济本身的，而是针对数字经济和产业经济结合的，即我们整个社会都特别看重的数字经济的产业化，以及产业经济的数字化。如果能够就此兴起新的发展局面，对进一步提振民营企业信心、改善预期和开创整体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都具有积极意义。”贾康说。

　　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是高质量发展中前沿的结合

　　贾康认为，另一个重要的视角是，这些年我国的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得到了方方面面的重视，第五批国家专精特新企业的名录近期也在公布。这是对已在专精特新赛道上努力推进创业、创新企业的资质的认定。但这种资质认定不一定是终身享有的，企业必须在竞争中继续努力。一批批专精特新企业名录的公布，会促使这些企业更好地在赛道上发掘潜力、提振状态，同时继续引领更多企业走上专精特新之路。

　　官方数据显示，到2022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企业8万多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9000家；稳链强链作用突出，超四成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聚集在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及智能网联汽车领域，超六成深耕工业基础领域，超九成是国内外知名大企业的配套供应商，在支撑经济稳步增长、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际经验表明，真正能做好、做强，还能做大的企业，一定是极少数的。在整个产业链、产业集群中，大企业可以成为核心企业，比如为数不多的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实际生活中，还有很多中小企业，中小企业里有一些以专精特新为特色形成的‘小巨人’企业，他们是细分行业里的隐形冠军。数字经济平台企业具有数字化的相对优势，专精特新企业在各个细分行业里具有带头作用，他们的结合一定是我国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前沿创新力量的结合。”贾康说。

　　我国提出专精特新企业的概念，也受到国际的启发。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里，在为数有限的大企业旁，也有很多中小型的企业，一些企业多少年来做好、做强，但种种原因并没有做大，这些企业形成的总体竞争力也是可以进入到全球化合作竞争中来的。这种例子在中国的大地上也越来越多地涌现，他们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在发展过程中充分运用数字技术、信息革命带来的最新科技成果，以此来提高综合绩效。

　　贾康判断，我国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真正把潜力发掘出来的客观因素，是我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上有长足进步之后，仍有可观的升级发展空间，而主观因素，就是我国需要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里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好自己的事情，这就离不开首先抓好改革开放、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制度、机制创新，而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攻坚克难，必将带来整个生产体系供给质量与效率的提升。

　　“数字经济头部企业经过整改，现在以新局面继续奋发创新，是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才有的可能性。专精特新企业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越来越成气侯，也是在改革开放基本国策之下，才具备的可能性。”贾康说。

　　贾康认为，不管是数字经济头部企业，还是专精特新企业，在全社会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时，虽有千条万绪要处理，但大前提是，在面对改革深水区，以及在对外开放面临种种扰动因素时，特别是中美关系不断带来不确定性影响的情况下，要把握企业自身长期主义行为模式的确定性，在各方万众一心构建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继续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的两步走”之路，同时从本源上就要更加强调创新发展、拥抱全球化中的自立自强，使中国制造如愿升级为中国智造、中国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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