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户万户微博开，谁也无法忽视微博正在深刻改变着中国的舆论生态。作为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一直是中国微博成长的亲历者、观察者、批评者，他针对政府微博提出的三原则被人无数次引用，对官员微博热也有独到的看法。面对潮水势不可挡的微博扩散，胡泳副教授冷静地表示不宜过于高估微博对中国社会的推动力。
《检察风云》：您最开始关注广东省公安微博群的时候提出了著名的“政府微博三原则”：直面评论、请讲人话、结果为上。请谈谈如何理解这个三原则。
胡泳：原则之一是，直面评论。
网络从来都是“众言堂”而不是一言堂。Web2.0年代，评论是网络的主要特色之一。在Web1.0年代，网易就因为坚持“无评论不新闻”，而开启了网络新闻的新天地；今天，在每个人都有一部麦克风的情况下，新浪微博顺势而为，在类Twitter服务中增添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评论功能，成为网络公共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所有的Web2.0网站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吸引用户阅读并发表评论，而敢于在微博上亮相的广东公安，如果企图限制、删除或者关闭博友的评论，不仅将无法达致预期的沟通效果，而且会给自己的形象带来极大损害。因为视网民的评论如猛虎，容易让人产生对公安微博真诚交流的意愿的怀疑，也倾向于给人造成政府总是害怕民众说真话的刻板印象，诚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在网上，无聊的漫骂和攻击一定难以避免，但可以相信，绝大多数网民是会对自己的所言所行负责的。既然上网就是为了倾听民意，政府微博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原则之二是，请讲人话。
微博作为新时代的交流工具，自然而人性的交谈是其常态。所有的微博用户都需要用人的声音发出诚实的谈话，而这种声音可以穿越那种被过滤的、经包装的组织腔调。网友们久经历练，对于官腔官调一听便会拒于千里之外，而对人的声音则会趋之若鹜。如果说原则之一涉及的是心态，原则之二强调的则是语态。从语态上来说，中国是个官话大国，有关部门，因为长期说假话，真话说出来也像假话；因为长期说鬼话，早已不会说人话；常常看起来是自己在讲话，其实说的却不是自己的话，凡此等等，造成官与民话语系统的隔离，连彼此交流都无法进行。政府微博既然鼓足了勇气和网民对话，就要做到用人声说话。有关报道说，广东省公安厅正在训练微博值班民警“说话有街坊味”，而这所谓的“街坊味”，就相当于和别人面对面交流，这对打惯了官腔的官员来说，是个巨大的考验。然而，在犯下错误、公众与自己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政府若还能够保持大胆、坦率和诚实的交谈，是个更大的考验。当官方人士口操冷淡、枯燥而又傲慢的官话甚至是谎言时，实际上是在政府和网民之间高筑厚墙，将网民拦在墙外。如果政府无视网上交流方式，不懂网络语言，将会丧失改善官民关系的重大机遇。
原则之三是，结果为上。
我曾注意到，“平安肇庆”微博上对自己的介绍是“广东省肇庆市公安局网络问政平台”，既然说到“问政”，我们就要来问一下：是否可以问出结果？如果不能出结果，网络极有可能会沦为官员走秀的“T型台”。很多人一说到问政，以为官员倾听民声就足够了，所以过去网络问政主要集中在“听证”阶段，如网络邮箱、网上信访、网络举报等，而且极易产生人走政息现象——网络问政难以超越党政领导的个人活动，形成有专人、行专责的制度安排。其实，既然政府是纳税人的政府，政府了解社情民意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此政府利用网络获取民意是不应该褒奖的，只有真正解决了实际的问题，才应该得到褒奖。
《检察风云》：您如何看待当下流行的官员微博热？
胡泳：对于官员使用网络，必须上升到国家政治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必须超越地方政治的“问计求策”。实际上，这样看待“网络问政”的人尚属少数，绝大多数的官员，还是把它看作一种获取信息的新渠道，和实施社会监督的新手段。例如，2010年全国两会召开前，《人民日报》曾就“人大代表看新兴媒体”的问题，采访了97名人大代表，他们表示他们使用网络的重要原因有两条，一是“通过网络搜集民情民意，开展调研”，二是“充分利用电子邮件、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互动”。而《人民日报》则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开通了一个24小时的民意通道”。[page]
问题在于，民意的搜集，官民的沟通，并非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毕竟，收集网络民意与展开网络监督并不等于民主制度。网络问政与民主政治是两个概念，不会自动消除现行政治的沟通难点。微博只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要想解决微博中提到的问题，“功夫在诗外”，更多的还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发力，依靠制度路径推动民主实践，那才是真正的微博问政，真正的微博能推动政治文明进程。
《检察风云》：在您看来，微博究竟在中国的舆论生态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胡泳：我认为微博在中国是第一个跨越阶层和地域的公共领域。在微博上你会看到任何一个小地方的事情都可能在瞬间传遍中国，然后造成遥远的地方的人们的回应。所以它是跨地域的。另外，虽然我们说微博上有所谓的“粉丝”这种说法，但其实从发表的门槛上来讲，它是很低而且说是平等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任何人只要你想发言，都可以到微博上注册。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种跨越阶层的工具。那么这两点都非常重要，因为之前我们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然后瞬间反应的，并且跨越阶层的这样一种工具。
《检察风云》：您认为，微博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胡泳：在我看来，对微博目前在中国所发生的作用，既不能估计得过低也不能估计得过高。因为当人们当初没有这样一种发声的渠道，或者是原来的无言者，现在可以变得有声了。那么在这样一种过程中，它释放出的力量是惊人的。因此它的确能推动中国社会在很多地方的改善。另一方面，单纯靠微博来改善中国社会这种基本的层面，我觉得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整个社会的改变依赖于我们一些很基本的问题得到充分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之上能够形成共识；在共识之上能够形成决策，最后能够有很多制度上的变迁。那我觉得微博只是一个很基础的工作。换句话讲，就是它激发我们的讨论，那么这个讨论现在能不能形成共识，能不能进一步达成决策我觉得都有赖于以后的观察。
《检察风云》：就您看来，微博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对于公民精神的培育有着怎样的意义？
胡泳：当下的中国，如果我们有一些公民的行动，或者用更大的词，我们有一些社会运动，那我觉得，它的功能或者效果不是revolutionary，就是它不是革命性的，但是，它可能是transformative（渐变的）。等于说，它会推动中国社会缓慢地沿着一个长线的道路前进，比如让所有的中国人享有更多的尊严，能够在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下生活。所以，可能很多人期待的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个一夜之间的变化。鲁迅很早就说得很清楚，在中国搬一张桌子都是要流血的。其实，中国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有很快的变化，都是一种缓慢的变化
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这种微博政治或者围观政治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它会锻炼我们的精神。我以前经常引用朱学勤老师的话，他说“纵使十年不将军，却无一日不拱卒”，就是不要期待很容易就将军了，但是要日复一日的拱卒，这种精神恰好是很多中国人比较欠缺的东西。大家习惯于速成，习惯于走捷径。西方有一个谚语说，捷径其实是最远的道路。那就是说，我们特别欠缺的就是耐心对峙、长期渐进的一种韧性的战斗。我觉得，凡是期待迅速变化的人都会失望，但是，这一次一次的过程，其实在告诉我们，在中国人当中培养这样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最终能够改变现在很多不良的政治和社会现象。
《检察风云》：在微博大受好评之后，也有人称微博已经从传播信息、交互式交流平台沦落成“公共厕所”，是许多垃圾信息、八卦、恶搞甚至谣言的集散地。这是微博的错吗？
胡泳：《环球时报》英文版2月22日的一篇评论曾直接宣布，要“保护中国人的美德不受微博侵害”，文章以日本女优苍井空在微博走红为例，称“年轻人很容易被毁坏性的外国概念和态度煽动和困扰”。它甚至主张：“如果中国的网民不能够用微博从事更多的高尚活动，那么也许政府的介入就是时候了，应该对其加以控制、限制甚至禁止。
就对微博的批评而言，最终，微博如果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作为社会，是否有勇气承认，大的环境在发生严重缺损，需要多方救治，而不是把互联网当做现成的替罪羊。还可以指出的是，与那些提出批评的报纸相比，微博拥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具有自我修正机制，而报纸却没有。从抢购食盐一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微博上的“盐段子”是造谣的多，还是辟谣的多？是讽刺抢盐的多，还是鼓励抢盐的多？
(原载《检察风云》2011年第1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