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仁龙：关于推动优化数字营商环境，促进上海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问题分析：

　　一、背景情况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生存发展的土壤，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的过程。近年来，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传统营商环境优化工作提出了系列新诉求。2017年世行发起“Digital Business Indicators倡议，旨在促进数字经济的最佳监管实践，建立更高效的数字经济制度框架。联合国贸发会、世界经济论坛等也纷纷提出数字营商环境倡议。我国已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出建设“数字营商环境”，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潜力，但具体内涵和关键举措还比较模糊，未形成体系化认识。在2020年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倡导优化数字营商环境，为亚太经济复苏注入新动力。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提要努力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要求推动数字营商环境更加优化。《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决定》由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2023年11月22日通过，自2023年12月1日起施行，其中重点提到“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推广电子营业执照和经营主体身份码的数字化场景应用”，“加强纠纷解决数字化平台建设，为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的纠纷解决途径”等内容。

　　二、问题分析

　　一是从横向管理机制看，一业多证、多头管理问题突出。数据经济现有准入管理的思路基本延续传统线下业务准入模式，由各部门从履行职责出发，各管一摊，分别设置准入许可事项，由此导致多头管理、一业多证、严格准入问题突出，企业不仅需要参照传统业态取得线下准入许可，而且需要开展线上业务的专项许可，如设置互联网医院需要取得卫健部门、网信部门、经信部门等多个管理机构的审批许可。

　　二是从纵向管理机制看，多点准入、一城一策等政策壁垒突出。根据《行政许可法》，对于具体的业务准入条件，地方有一定的许可设定权，这就导致对于新出现的业态如中央没有规范，地方可根据需求设立准入条件。由于许可实施的属地化，对于立足上海但需跨域经营的经济业态，需要在除上海之外的多个地方分别申请准入各地在许可办理的手续、材料、数字化程度上存在差异，增加企业拓展成本。

　　三是从国际比较看，部分行业准入限制仍较为严格。比较网约车、互联网民宿、互联网医院三个业态国际准入，可以看出我国在许可数量、资质要求方面都较为严格，如美国互联网医院许可设置较少，仅为1项，资质要求2项，而我国互联网医院许可设置为9项，资质数量要求为4项。再如互联网民宿，日本许可办理需要1项，美欧一般没有准入许可要求，我国则是6项许可设置，远多于发达国家。

　　对策建议：

　　三、建议

　　（一）协同推进数字营商环境制度优化。

　　上海作为全国数字经济龙头城市，建议强化数字营商化解的研究和政策部署，着力优化数字营商环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市场活力。一是将数字营商环境纳入传统营商环境政策体系或工作专班，深化研究认识和政策体系设计。二是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坚持精简审批,用数字政府再造政务流程,同时应打破数据壁垒,加大公共数据归集、开放共享力度,为有需求的市场主体提供相关数据服务。三是重点聚焦数字中小企业营商环境优化，降低中小企业营商成本，如创新对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服务模式，利用大数据等技术解决“首贷难”“续贷难”等问题。

　　（二）构建数字营商环境评价体系

　　在国家发改委对地方营商环境的评价标准基础上，建议上海梳理数字营商现状，增加数字营商环境的个性化评价方法，推动评价更加科学有效。聚焦企业开展数字经营活动的关键生命周期环节，考察其在如进入市场——获取资源——进行交易——退出市场等关键环节所需时间、费用等交易成本，以及法规制度完善性，构建适合上海特色的数字营商环境评价体系，以适应线上线下融合的交互环境和三元空间中商事活动“全新环境”的评价需求。以评促建，全面、系统发力，在上海具有优势的领域主导数字营商环境相关标准体系、准入制度、交易规则的制定，加强全球数字营商环境治理的公共产品供给。

　　（三）进一步放宽数字市场准入

　　建议上海以浦东引领区建设为契机，先行先试，探索进一步放宽数字市场准入。一是开展已有准入法规梳理和审批效能评估。对已经形成的复杂数字准入体系进行全盘梳理，缩减不必要的审批流程，降低市场准入限制和门槛。二是适度提升数字准入方面的中央事权。将地方实施的准入审批事项进行适度统一，提升审批政府层级，统一审批标准，实行“一网通办”，切实落实“一照多址”、“一业一证”、“证照联办”等改革举措。三是赋予行业协会、平台等更多的审查或治理义务。将更多审查和治理义务赋予第三方组织，减轻政府在相关领域的监管压力，通过事中事后方式最大程度减少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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