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1.7亿户市场主体释放蓬勃活力

　　河北省多地“专精特新”企业加足马力生产，赶制海内外订单，冲刺“开门红”；吉林聚焦市场主体“急难愁盼”问题，提出182项政策举措和重点任务，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浙江通过《浙江省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条例》，从制度建设上为民企保驾护航；安徽滁州取消个体工商户名称预先核准，实行名称自主申报承诺制和个体登记“一表制”，截至1月末，节约个体工商户成本200余万元……

　　一段时期以来，各地着力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相继出台促进经济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把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作为推进经济工作的重要抓手，推动市场主体进一步增量、增质、增效。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1月，我国市场主体达1.7亿户。不断壮大的市场主体不但成为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底气和韧性所在，更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真金白银”为主体纾困

　　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压力，各部门各地方近年坚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聚焦减少市场主体运行负担、增加金融支持这“一增一减”工作，推出援企稳岗、助企纾困政策，有力缓解了市场主体压力，确保经济运行持续稳中向好。

　　减税降费，助力轻装前行。

　　浙江为市场主体减负4000亿元以上、江西为市场主体减负超2000亿元、四川为市场主体减轻税费负担超1770亿元……这是全国多地去年为保障市场主体健康发展，采取各类减税降费措施所取得的“成绩单”。

　　缓缴养老保险费、发放稳岗返还资金、倡导为中小商户减免房租……2020年以来，一系列助企纾困政策为市场主体送来利好，截至2022年11月底，共阶段性缓缴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费1162亿元。

　　作为经济的毛细血管，市场主体中的中小微企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但部分中小微企业长期面临资金回笼慢、流动资金吃紧等问题。2020年，我国连续发布实施7批28项减税降费措施，2022年，税务部门又实施了一系列税费支持政策，全年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税缓费超过4.2万亿元，在稳定市场主体经营、促进扩大再生产等方面的积极效应逐步显现。

　　“减税为企业降低了负担，退税给企业直接增加了现金流，企业能够把更多资金用于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研发，大幅缓解了企业经营压力，切实帮助企业纾解困难、提振信心，助力市场回暖向好。”山东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罗微说。

　　金融支持，增强发展底气

　　今年春节前夕，济南森峰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中信银行拿到了2070万元的贷款，企业财务总监孙丰合说，“原计划上线的新项目一度因为产能利用率趋于饱和而受到影响，银行的信贷资金支持对提升公司现有产能起到很大助力。”

　　“融资难是制约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痛点。不少中小企业面临首贷难、融资成本高、中长期贷款难度大等问题，企业经常面临流动资金紧张局面，影响创新潜力。”赛迪研究院中小企业研究所所长杨东日认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一方面要加大政府投资基金政策引导，加大对初创期成长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持，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价。

　　近年来，在相关部门引导下，金融机构加大对市场主体的金融支持，以“真金白银”解市场主体“燃眉之急”。

　　2020年疫情之初，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强化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工作；2021年，银保监会印发《关于2021年进一步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去年，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的通知》，从支持受困主体纾困、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外贸出口发展三个方面，提出23条政策举措……

　　受访专家表示，在一系列金融政策驱动下，银行信贷投放节奏明显前置，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1月份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为88.9，比上月回升1个点，扭转了去年初以来持续震荡下行态势，上升幅度达到近两年来最高。

　　激活创新动能提升发展质量

　　在政策助推下，一批中小企业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创新发展、深耕细分领域，企业发展质量和竞争力显著提升。

　　以数字化转型激发企业活力。在山东威海，身处传统纺织服装产业的迪尚集团借助数字化变革，并结合多年积累的资源优势，实现了“老树开新花”。

　　“我们搭建的供应链平台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核心，打通了从服装设计、面辅料资源协同、成衣生产到销售的各个节点，将各环节分散的信息孤岛串联起来，达成端对端的协同合作，大幅提升效率、效益。”迪尚集团副总经理朱洪韬表示，集团近两年的全球销售收入连续增长15%以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提升企业发展质量的重要途径。截至2021年底，我国制造业重点领域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为70.9%和74.7%，比2012年分别提高46.3个和25.9个百分点，协同研发设计、无人智能巡检、数字工厂、智慧矿山等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蓬勃兴起。

　　针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愿转、不敢转、不会转等问题，在实施中小企业数字化赋能专项行动的基础上，我国还制定了财政支持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编制发布数字化转型相关评测指标、转型指南、发展指数等，为中小企业评估数字化水平、开展自我诊断、明确转型路径等提供指导。

　　以链式思维打造产业集群。1月1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公布2022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的通告》，共有100家产业集群上榜2022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

　　不同于传统的产业集聚，近年来，我国多地兴起链长制，强化以链式思维打造产业集群，提升产业发展韧性和质量。

　　2022年11月底，工信部公布了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45个集群2021年主导产业产值达19万亿元，布局建设了18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占全部国家级创新中心数量的70%，拥有国家级技术创新载体1700余家，培育创建了170余家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微认为，以链式思维发展产业集群，有利于打造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和强劲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依托产业集群完备的产业链、创新链，大量规模小、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创新型企业不断涌现。

　　以“专精特新”引领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是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创业创新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近年来，我国以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为重要抓手，着力提升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

　　从2019年印发《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印发《关于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的若干意见》；从《“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再到2021年底发布《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办实事清单》和《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若干措施》……

　　随着国家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政策不断完善、路径逐步明晰，目前已形成了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推进、龙头企业带动、社会全面参与的良好局面。

　　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7万多家、“小巨人”企业8997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186家。预计到2023年底，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小巨人”企业将分别超过8万家和1万家。

　　优化营商环境注入发展能量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针对营商环境优化重点打头部署。年后一上班，上海“新春第一会”召开了2023年优化营商环境大会，推进新行动方案。河北“新春第一会”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把优化营商环境摆上重要位置。陕西则把今年定为营商环境突破年。

　　营商环境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土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营商环境建设，各级政府以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为抓手，在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措施。

　　——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分9批取消下放国务院部门审批事项618项，占原有1700多项的40%；取消了“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审批类别，今后各部门不能再通过部门规章或文件设定，使之成为历史。

　　——改革商事制度。工商登记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前置审批事项压减87%以上，注册资本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推行“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启动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企业设立便利度明显提高，时间大幅缩短。

　　——优化政府服务。大力简化审批程序，创新服务方式，“一窗受理、一站服务”得到普遍实行，审批时间大大缩短；减少了一大批烦恼公众的各种证明和繁文缛节，办证多、办证难现象大为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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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大力度改革，破解了多年来存在的难题，大幅放宽了市场准入，扩大了市场主体自主权，强化了市场监管，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使我国的营商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我国市场主体从2012年底的5500万户，增至2023年1月的1.7亿户，年平均增幅12%。2013～2019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连续7年超过1300万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从长远看，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传统的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正在逐渐减弱，制度供给成为重要的核心竞争力，良好的营商环境对于孕育更多新动能、激发更多新活力具有重要催化作用。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看来，新时期优化营商环境建设要抓牢改革创新和法治支撑两个关键。

　　“要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马亮谈到，一方面，坚定不移持续深化改革，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推动政府职能转变，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另一方面，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通过市场化手段，在法治框架内调整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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