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数字治理存在三大短板分析及改进措施

　　“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接诉即办”……

　　信息时代已然来临，“数字化生存”已然成为常态。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引领驱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社会建设、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加快数字化发展，成为新时代数字政府建设的迫切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大数据战略，成就显著。特别突出的，就是政府业务信息系统建设和应用快速推进，基于数据共享和开发利用的平台建设渐次展开。

　　不过，在基层实践中，依然存在政务服务移动App或小程序等各类应用平台跨部门、跨领域协同应用水平不高，跨部门、跨领域的数据融合难度很大，以及政务数据应用场景开发不够等难点痛点。

　　此前，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提出，到2035年，我国“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数字政府基本建成。

　　那么如何看待数字治理中依然存在的这些难点和痛点？又该如何解决？

　　跨部门跨领域协同难问题突出

　　在数字政府建设中，“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是被提及最多的词汇。但在数字政府建设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中，“一网协同难”问题也在实践中，变得越来越突出。

　　中部某省份的政协委员在2022年调研时发现，在该省的基层数字治理中，存在跨部门跨领域协同应用水平不高问题。具体表现为多个省直部门和市州均建有政务服务移动App或小程序，服务应用多、乱、杂，缺乏统筹管理。电子证照仅六家省直单位133类（国家发布900多类）与省统一电子证照系统实现互认互信，难以支撑政务事项“一件事一次办”“全省通办”。

　　实际上，数字治理过程中，在政府主导建设的各类政务服务移动App或小程序中，跨部门协同问题是长期存在的。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各政府层级、机关部门的数据化过程是持续变化的，其间存在断续状况，其相应的代码、格式、承压性、安全能力和界面友好性都各不相同，也涉及深层次的政府职责体系改革尚未完全到位的问题。

　　对此，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黄建洪表示，面对各类政务服务移动App或小程序林立的状况，其中最为主要的突破方向，便是做好政府数字治理的顶层规划设计，循序缓释和消解治理体制机制中的点线面各环节存在的各种“梗阻”，打通“关节”。

　　“最主要的是在清晰厘定政府角色、厘清政府职能、合理选择和组合政府工具的基础上，对政府服务流程和方式实施数字化的再造，以提升政府数字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普惠性，以及法治化运作水平，同时在亲民友好的技术接入和使用方面，有更多人性化、精细化的分类治理。”黄建洪说。

　　如何发挥技术在提高跨部门跨领域协同应用水平中的作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在接受新京报新京智库采访时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表示可以利用数字技术的网格化管理模式，打破感知发现问题与处置解决问题脱节、“条块分割”与“碎片化”、责任关系不清、回应民众需求不力及治理绩效低下等困局，使分散的条块、层级组织、跨部门乃至社区、社会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共治。

　　应用场景开发不足

　　随着经济社会生活的数据化和智能化，公共服务的原时空形态、载体呈现、服务技术、界面交互、社会参与、过程监控以及风险管控、绩效评价等领域，均已出现重大变化。

　　中国超大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也使得在经济、社会、生活和治理等各领域拥有大量且丰富的场景。在数字治理领域，目前很多地方都在创新数据赋能政务服务的应用场景，例如，在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不断拓展新的应用场景，希望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提高服务效率和质量。

　　不过，新京报新京智库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也存在政务数据应用场景开发不够的问题。

　　上述政协委员表示，该省份在数字治理实践中，存在大部分单位对政务数据共享的目标定位不高，以服务场景、业务需求为导向的共享做得不够，结合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技术深化赋能运用不深，激活数字发展新动能的开拓性和创新性举措不多等问题。

　　除了信息化技术跟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差距外，南通在数字治理的应用场景开发上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南通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副主任胡高明表示，“应用场景的开发距离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还有差距。”

　　除了政务数据应用场景开发不够外，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中，也还存在其他难点和痛点。

　　例如，2021年浙江省咨询委召开的“当前城市治理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建议”课题报告审议会上，与会专家就指出，虽然浙江省城市治理数字化应用场景建设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数据集成共享等方面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但也存在群众获得感不强、专业人才难支撑、体制障碍难突破、数据质量和数据安全难保障等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于君博表示，在数字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各个地方都应该思考，在基于基础设施支撑的情况下，如何把数据资源用活，开发出能够帮助政府内部提升效能的应用场景和为企业及群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应用场景。

　　不过，于君博也坦言，“目前大多数开发出的应用场景对群众或者是企业来说，并不是真正特别解渴。在外部需求倒逼之下，怎么用好归集上来的数据，还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去探索。”

　　进一步理顺治理体制机制

　　“我们虽然有大数据管理局，有指挥中心，但是到更高层级，我们的主管部门是谁？没有头绪。”

　　在今年年初新京报举办的一场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恳谈会上，多位城市相关职能部门的与会代表不约而同地提到，在数字政府实践中，希望能够进一步理顺数字治理的体制和机制。也有与会代表提出，数字政府建设当中依然存在系统不衔接、部门不协同、制度不完善、交互不畅通等问题。

　　以平台为例，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徐继敏表示，数字治理在体制机制上目前还存在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各层级的职责划分还不是十分科学。“即便中央相关部门大力推进一体化在线政府服务平台建设，但现实是，中央建中央平台，各个部门建部门平台，地方建自己的平台。”

　　在徐继敏看来，由于各层级分别建平台，除了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也会导致数据的重复保存。

　　欧阳日辉则表示，虽然我国数字政府公共服务建设取得不菲的成果，但是数字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升依然存在不可回避的理论困境与现实瓶颈，主要表现在公共服务供给“职责同构”，在信息逐级传递、事权逐级分解、财政逐级压缩的过程中造成全国性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等。

　　体制机制不顺畅就会带来要素流通的不顺畅，这就容易造成数字治理相关要素的“无序融合”，从而导致治理效率不高。

　　这一点，厦门市翔安生态环境局在推进其环保应用系统时就深有体会。厦门市翔安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数字治理是一张网，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环节在于搭平台、建机制、促流通，通过挖掘社会资源，促进供需双方交易，从而达到减少公共投入的目的。

　　在实际工作中，厦门市翔安生态环境局基于地图应用开发的环保应用系统，成功地将该地图运用在入河入海排口整治、污水站点管理、海漂垃圾治理、应对疫情防控、工地扬尘管控等领域。针对“智慧环保”云平台数据指向的环境问题，通过该地图应用进行指挥调度，推进整改。正是通过理顺机制问题，才能够实现数据充分利用和治理效率的提升。

　　该负责人认为，当前数字治理的难点主要在于如何转变观念、创新机制、形成共识，不能再以数据中心为中心，不能简单认为数据大就是大数据，要以人为本、以服务为中心、以监管为中心，构建通用性、延展性、拓展性、实用性、便利性都很强的服务管理平台。

　　“这一地图应用实际上是一个交互式平台。与其说是融合，不如说是融通、共享和交流。跨部门、跨领域的数据融合难度很大，无序的融合只会导致效率越来越低。”

　　黄建洪表示“世界是平的”道出了世界的互联互通，同时也道出了政府治理过程中需要在政府端（G）、市场主体端（B）和社会个体端（C）的深度交汇。

　　“只有理顺数字治理各种体制和机制，才能打造出全天候、立体化、无缝隙、零时差、有温度的‘中央厨房式’政务服务管理模式。”黄建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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