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发生在渤海湾的“渤海二号”钻井船沉没事故，已过去近30年了。对于后来的安全生产等诸多领域，这桩公案都有着深刻的意义。但对于改革开放中的新闻传播观察者来说，人们更看中这背后的许多个第一：第一次公开批评高级领导，第一次公开报道重大事故(包括责任事故)和重大决策性错误。因此，它算得上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务公开第一案。
令人庆幸的是，改革开放让这些第一没有成为唯一。之所以有许多个第一可以记载入史册，其实并不在于这些第一在当时造成了多大的轰动效应，毕竟这种轰动都会随着时代的变革渐行渐远。而是因为这些第一所形成的舆论监督的风气和政府自省的勇敢，在之后的近30年中一直在延续，并有益于后来人。
直到今天，这种延续仍然在特定的危机中。1988年，我国铁路连续发生重特大事故，当时的铁道部长引咎辞职；2003年，在“非典”肆虐时，孟学农与张文康被免职；2008年，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因为多起食品安全事故引咎辞职，孟学农因山西尾矿崩塌再度辞职。
所谓刑不上大夫的政治传统，已经在改革开放带来的信息公开和政府管理改革中逐渐成为历史。更重要的是，这种公开报道也正在成为媒体和社会公认的危机处理手法。
对政务公开的宽容程度，既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产物，又是执政者执政信心的反映。而公开这些重大失误或者事故，本身就体现了执政者在改革过程中向善的信念。危机的产生往往源自监督的缺失、管理的漏洞或者制度性的弊端。但是危机同时也可以成为修正错误，创建新规则的契机。信息公开就成为了政府、公众之间相互交流，价值分享和利益平衡的一种手段。
从客观上说，政府信息的公开报道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它一方面加大了行政运作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培养了公众在政府决策过程中的参与精神。同时，公开报道势必推动舆论监督。而舆论监督随着改革的深入，成为了推动各项事业更加积极发展的动力。舆论监督是公众对于这个社会的法眼，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公众了解政府运作，维护自身利益，还能够协助相关管理部门了解那些从文件报表上看不到的问题。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出台，这可以被视为“渤海二号”近30年之后，中国行政现代化的一个历史符号。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但是“渤海二号”的故事在整个改革开放的新闻史和政府治理变革中，却是更加独一无二的。很多时候，改革不是从改变别人开始的，而是从直面自己的危机与困难，从而改变自己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