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驱动营商环境优化研究——以贵阳为例

　　摘要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通过数字政府打造营商软环境高地是时代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对于西部地区，数字赋能可以弥补其与东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差距。[方法/过程] 针对“数字政府如何驱动营商环境优化”的问题，本文尝试从《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提取4个分析维度，与世界银行12个指标、国家发改委18个指标以及贵阳多个部门的资料相互统一，并进行研究探讨。[结果 / 结论] 本文认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数字化政务服务有利于营商环境优化，并从主体保护、市场环境、政务服务和法治监管等4个方面，提出了数字政府建设驱动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的前景展望与解决方案。

　　编者荐语

　　数字政府是近些年来各地政府进行工作规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尤其在西部地区大多强调通过数字政府的建设带动经济，改善营商环境。但两者之间究竟是否有明确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参考世界银行与国家发改委的指标创新型地将其量化进行参考，具有可读性。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数字中国，优化数字营商环境，释放数字经济潜力。继《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对优化营商环境、完善营商评价体作出要求之后，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更进一步要求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助力优化营商环境。2002年开始，世界银行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对全球190个经济体进行了评估与排名；2018年开始，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报告》，对国内数十个主要城市进行“以评促改”，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政府效能，持续优化数字营商环境，也是我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意。关于数字政府与营商环境关系，学界现有研究实证案例较少，评价标准也不统一。本文参考世界银行和国家发改委两个指标体系，以贵州省会贵阳为案例，从4个维度总结该城市的经验成效，探讨数字政府如何驱动营商环境优化问题，以期为理论研究和实务部门提供参考。

　　研究述评

　　当前已有文献对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数字政府研究评价较多，但是对数字政府与营商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

　　数字政府

　　数字政府概念来自早期政务信息化领先的国家及其学者，达雷尔·韦斯特（Darrel West）和陈（CHEN）等先后对这一概念做出了解释。我国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数字政府亦有论说，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姜景等认为数字政府是为了实现公共服务便捷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决策科学化的全新政府运行模式，并从行政过程、价值内涵、政策演变等视角，对学界孟庆国、蒋敏娟、鲍静、黄璜等提出的概念做出总结归纳；周文彰认为，数字政府是信息化、管理网络化、办公自动化、政务公开化和运行程序优化的政府；马亮则认为，要以打造共建、共享、共用、共治为目标，廓清从电子政务到数字政府的发展向度；在地方数字政府实践上，贵州“一云一网一平台”、浙江“最多跑一次”等省级改革经验得到了相关学者的关注，他们据此分别提出了数字政府建设的现状、困境和对策，以及数字政府的技术构架与路径设计。

　　营商环境

　　世界银行从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过程，将营商环境概念界定为企业从设立到注销的一切环境之和。我国政府对营商环境做出的界定是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近年来我国在世界银行评估排名稳步提升，2019年位居第46位，2020年晋级第31位，反映了我国从理顺体制机制上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并通过以此取得的优势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例如，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解放生产力和提高竞争力的手段，同年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中国营商环境报告》。2019年，国务院颁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以经济体系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为目标。2021年11月25日，国务院印发了《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意见》，明确在北京、上海、重庆、杭州、广州和深圳等 6 个发达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近年来，如何优化营商环境激起了学界热烈讨论。例如，魏淑艳和孙峰主要从投资角度提出营商环境概念，认为它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政策法规等多因素的有机系统。张国勇和娄成武则界定了软环境和硬环境，其中软环更多地被视为营商环境。阚春丽关注的营商环境是政策是否朝令夕改，政府权力是否被滥用，进而影响企业正常的投资经营。童有好更关心市场主体尤其是民企和小微企业是否被歧视，是否存在隐性的准入壁垒和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以此作为营商环境的重要尺度。李赞和刘学谦梳理了关系型、政策型和效率型3个阶段的我国营商环境演化。靳婷婷和刘军认为我国对外资的特惠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资企业进入门槛和参与竞争的创新意愿，优化营商环境应该国内外企业一视同仁，实行普惠性政策更有利于高质量内涵式发展。显然，国家有关部门注意到了这些问题，在世界银行指标的基础上，新增了“本土化”指标，形成了国内迄今最为权威、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

　　数字政府与营商环境关系

　　英美等国“数字政府即平台”的实践，可提供以数字平台为基础的政府公共服务参考模式。近年来，我国“最多跑一次”“一网通办”“不见面审批”等地方创新改革，促进了数字营商环境改革的交流互鉴，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主体所接受。邱泽奇认为，在数字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受一定规则制约下，这种政商环境中，完全数字化企业可以通过复杂的利益关联构成和海量的数据规模效应，在追求效率过程中，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和权益分配机制，有利于维系公平环境，进而实现有效率的公平。韩春晖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在相对封闭保守的中西部地区，其数字政府对营商环境的促进作用比东部地区更加明显。因此，可以从侧面来证明，数字政府建设于自身提升了效能、于公众方便了办事、于企业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共同促进了营商环境的正向发展。上述研究廓清了营商环境、数字政府的概念及其发展脉络，并从理论上表明数字政府有利于营商环境优化已经形成学界共识。然而，学术界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实证分析少，通常选取公开的政策文本进行历史分析或截面比较，从宏观上提出政策指导建议，缺乏务实性操作措施来促进我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二是主要从单一学科或者从若干指标中的某一侧面进行研究，对数字政府与营商环境关系的研究尚不完备，通过哪些维度指标来评估数字政府对营商环境的积极效果，目前还没有统一标准；三是主要从全球、全国或省域层面研究，较少对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市级以下地区进行研究，而这些地方的机构直接面向企业和投资者，更亟需理论指导改善营商环境。因此，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

　　案例分析

　　案例选择

　　本文以贵阳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案例进行研究。一是由于贵阳是全国首个大数据综试区——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的核心区，在探讨数字政府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上具有政策先发优势。二是贵阳地处中国西部，2022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赋予其探索数字经济创新区新使命。三是贵阳大数据实践做法在国内外较为知名，“跨省通办”等模式受国务院通报表扬，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分析维度

　　本文采取国际、国内公认的指标体系，结合贵阳文本资料进行评价分析。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有获得电力、执行合同、保护中小投资者、跨境贸易、开办企业、获得信贷、纳税、办理破产、办理施工许可、登记财产、政府采购和劳动力市场监管等12个一级评价指标。国家发展改革委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有18个一级评价指标，在世界银行基础上，增加了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包容普惠创新、获得用水用气、政务服务、市场监管和招标投标6个评价指标。本文的研究团队成员长期以来或为地方政府做数字治理咨政研究，或曾在大数据管理部门工作。2022年年初，团队成员参与起草了贵阳的《政府工作报告》，相关信息已公开发布。依据《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内容设定，将上述指标和资料归纳为主体保护、市场环境、政务服务和法治监管4个分析维度（表1）。

　　发展历程

　　党委和政府作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者和执行主体，不论是倡导数字化等新技术应用，还是在软环境建设方面始终居于关键主导地位，营商环境往往表现在“整体性政府”治理方式效度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低。自2015年发展大数据以来，贵阳市委和市政府依托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核心区建设，率先在数字政府建设暨大数据政用改革上迈开了步伐，保护市场主体、优化市场环境、提升政务服务、加强法治监管，有力地促进城市营商环境的向好转变升级。中央到地方《政府工作报告》都在回顾过去一阶段工作和展望下一阶段任务，通常是反映政府发展理念思路的重要资料。从2015年至2022年贵阳《政府工作报告》来看：“大数据”出现333次，“数字”出现49次，且年度分布频次总体均衡，反映了贵阳大数据及其数字政府建设（或大数据政用）一直放在了突出位置；“营商环境”出现18次，“放管服”出现10次，主要在近年高频出现，这表明在国家引导下地方营商环境优化逐步被重视起来。通过文本分析，在数字政府与营商环境关系上，贵阳总体上呈现以下3个阶段。

　　（1）2015—2017年：拥抱大数据时代打造城市“升级版” 以2015年贵阳举办首届“数博会”为标志，贵阳在国内率先举起了“大数据”的大旗，直至2017年“数博会”正式升级为国家级展会，并更名为“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视察，肯定了“贵州发展大数据有道理”；李克强出席数博会发表讲话，强调80%数据在政府手上，要深挖大数据“钻石矿”；多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国家部委和地方党政领导、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亲临贵阳考察大数据，学习观摩、投资兴业，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等头部企业先后入驻贵阳，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在贵阳设立分支机构。特别是2016年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获批建设，中央赋予了若干先行先试政策。贵阳以此为契机，在数字政府建设上，率先进行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推行大数据地方立法，打造“数据铁笼”工程、“大数据扶贫”工程、“大数据民生”工程，开始释放数据的政用、商用、民用价值。在营商环境氛围上，贵阳对标上海自贸区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调整和优化，包括公布清单事项4,074项，全面推行公共资源统一集中交易。

　　（2）2018—2019年：政府权力“减法”换市场活力“加法” 习近平总书记连续两年致“数博会”贺信，强调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发展数字经济。贵阳以习近平总书记贺信为遵循，实施大数据战略行动，提出建设“中国数谷”。在数字政府建设上，强调提升行政效能，如政府数据开放水平排位在全国第一，政务系统100% 接入“云上贵州”平台，“互联网 + 政务服务”平台成为2018年全国优秀案例。在营商环境建设上，贵阳强调招商引资，加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强化基础设施领域建设，建设12315智能服务平台、开展“减证便民”行动，企业开办审批通过“一网通办”系统办理1个工作日以内完成。

　　（3）2020年至今：“强省会”引领数字政府“贵人服务” 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使贵阳与全国其他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都面临着极大压力：既要稳增长，保证贵州省地区经济发展总体上高于全国和西部平均水平、贵阳高于贵州全省水平；又要稳就业，保障“人间烟火”衣食安康，给众多小微企业扶持。与此同时，以2019年国务院颁发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标志，国家发展改革委给全国主要城市营商环境进行评估排名后，以“指挥棒”形式指引地方政府改革走向，要求解决如何优化市场结构、保证市场公正的问题。贵阳在数字政府建设方面，按贵州全省政府系统“效能提升年”部署要求，深化政务公开，全面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务外网全联通。在营商环境建设上，大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商事制度改革受国务院通报表扬，成为全国企业简易注销登记改革试点城市、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标杆城市，搭建“贵商易”企业综合服务智能平台，市场主体达到了57万户。

　　经验成效

　　数字政府贯穿于贵阳市历届党委和政府的施政理念，从声势浩大举起大数据旗子、到大数据赋能实体经济、再到“强省会”数字服务民生的三级转型，相应地，营商环境取得了经验成效，具体体现为市场主体得到保护，市场环境得到净化，政务服务得到提升，法治监管得到加强。

　　主体保护之维：知识产权跨境电商与投资政策

　　主体保护通常包括获得电力、执行合同、保护中小投资者、跨境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包容普惠创新等6个指标。当前，我国部分地方经济发展过多依赖头部企业，在主体保护上倾向于“围着央企国企大企转”。头部企业或者先发企业较早进入市场，获得政府扶持，掌握了资源及规则制定权，先天具有市场垄断性，而上下游衍生企业和后进入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要迈入已经形成的市场门槛，难度较大。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民企顶住半边天”“扶持中小微企业”等中央政策的要求下，贵阳在主体保护上是普惠性、无歧视的，无论大企业还是中小微企业，除了保障用电等“硬件”外，更多成效主要体现在知识产权、跨境贸易和投资政策保护上。一是尊重和保护知识创造。出台《贵阳市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意见》并在政务网站公布，推进中国（贵阳）知识产权中心建设，成立了贵州全省首家知识产权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线上、线下同步办理实现纠纷调解全覆盖，为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有力服务和支撑。二是推进跨境电商业务。通过网络注册申报，减少企业出口环节和程序，让中小微企业通关成本进一步降低。2021年8 月，贵州首单跨境电商“9710”出口业务申报放行，标志着“黔货出海”新通道及平台建设实现新突破。三是惠企政策一键直达。企业登录“贵商易”平台，仅需录入企业名称和手机号码，点击“政策一键通”，系统运用大数据算法和AI语义分析，便可将申报政策名称、政策匹配度、政策适用范围、资金扶持额度和申报起止时间等信息反馈企业，让企业第一时间获取精准政策信息，实现了从“企业找政策”到“政策找企业”的转变。

　　市场环境之维：企业开办及电气贷税保障

　　长期以来，政府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的“强职能”定位，以及人民群众普遍存在的“大政府－小社会”观念，使人们很大程度上把政府当作“万能型家长”予以过高期待，因此，往往将在营商环境建设上的不足归咎于政府不努力，实际上在资源配置上需要发挥政府作用，更需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两个因素都要调动起来。从2020年全国营商环境评价看，贵阳营商环境整体表现“优秀”，但是18个评价指标少有指标靠前。例如，企业数量和质量的指标上跟国内其他省会城市还有差距，说明其仍受制于发展历史、区域位置、基础设施、财政收支等因素。市场环境通常包括开办企业、获得信贷、纳税、办理破产和获得用水用气等5个指标，贵阳对此已经做出了努力，主要成效包括以下4个方面。一是新开办企业效率大幅提升。通过“一网通办”平台对企业工商登记、公章刻制、发票申领、参保登记、公积金缴存登记、银行开户等多部门审批事项实行并联办理，企业开办的平均用时缩短至1个工作日。二是水电气报装服务更高效。在获得用水方面，办理时限由2020年8个工作日优化缩短至0.5个工作日。在获得用电方面，低压电力接入工程实现行政“零审批”。在获得用气方面，从原有8个工作日缩短为平均5个工作日。三是获得信贷更便捷。贵阳民营经济服务平台金融服务功能增强，企业可通过注册贵商易APP，在贵商易平台申请银行贷款、融资担保、创业投资等金融服务，帮助企业通过平台获得便捷、快速的金融服务。四是纳税服务提档升级。实现所有税费种电子申报及90%的涉税业务网上办，有效提高电子税务局办理效率。2021年推行全流程电子退税网上办理后，实现最快13分钟退税到账。

　　政务服务之维：便民利企提速增效

　　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提升政务服务水平是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最直接、有效的途径。目前，从全国来看，数据来源基本上是由各领域基层采集点逐级向上汇集，但最终的归集数据还没有向基层完全开放或反馈，导致很多场景运用缺少数据支撑。大部分国垂、省垂系统仍未与政务服务网完全融通，各级各部门在政府信息化系统建设中存在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等情况，导致各级各部门系统平台开发的技术标准和方式不统一，系统间兼容、互通、协同有障碍，数据资源获取协调难度大，并且仍然存在信息壁垒和“信息孤岛”现象。此外，“跨省通办”中的各省标准口径不一致，虽然数字化手段可以“跨省”，但是需要的资料各地不一定能“通办”。然而，已经形成的共识是，从多个部门、多个窗口办事，到互联网“一个窗口”进出体现了政务流程和政务职责的优化重组，是数字政府建设、推进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方式。贵阳政务服务通常包括办理施工许可、登记财产、政府采购和日常政务服务等4个指标。

　　一是政务服务更加便民利企。探索推行“网上办、一次办、同城办、邮政办”等便民利民新模式。实现了市、区、乡、村四级政务服务事项全部接入贵州政务服务网，网上可办率达100%，实现了“进一张网，办全市事”。各级政务大厅分别设置“企业开办”“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医疗保险”“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不动产登记”“跨部门综合业务”等“一窗式”综合服务窗口，实现政务服务事项“一窗”分类受理比例达80%以上。在市政务大厅合理设置“跨省通办”窗口，配备完善相关设备和专职人员，已与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3个市（州、盟）、188个区（市、县）建立了“跨省通办”合作关系，促进全国高频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事项落地实施。二是办理建筑许可环节时间缩减。2021年，制定出台《贵阳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是详情单及流程图2.0版（试行）》等一系列制度文件，一般社会投资项目审批总时限缩减至40个工作日以内，进一步提高为企业办理建筑许可的工作效率。三是不动产登记全面提速。先后与210家银行及分支机构开通线上受理预告抵押和一般抵押业务，与144家房开企业开通线上受理预告登记和转移登记（商品房买卖）业务。登记、交易、税务“三位一体”工作机制进一步健全。四是“容缺审批”改革探索推进。2020年7月，创新出台推进行政审批事项容缺审批工作方案，建立贵阳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容缺审批后补制度。对行政审批事项中的次要要件、因疫情原因短时间不可获得的要件实行容缺受理或容缺办理，实现行政审批从“简单受理”向“提前介入”、从“基本要件”向“具体要件”、从“审查结果”向“行政决定”3个转变，有效地减少了办事企业和群众的跑腿次数。

　　法治监管之维：招标采购规范行政便利企业

　　法治监管通常包括劳动力市场监管、市场监管和招标投标3个指标，反映了法治监管的不仅是企业，也是政府自身。从无限政府缩小至有限政府，政府权力清单列出意味着规制自身“什么不能做、其他都可以做”到“什么可以做、其他都不能做”的转变，而企业负面清单则意味着“非禁即允”，以激发市场活力。当前，我国法治监管上还存在法律立改废滞后于数字化应用的现实，例如，建筑工程类从规划设计到施工监管再到竣工验收涉及多个环节，上位法律对此已有规定，地方政府不能随意合并缩减环节，即使数字化监管仍然无法突破线下必需流程，但在制度允许范围内，贵阳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探索。

　　一是提升政府采购服务。贵阳政府采购全流程电子化，电子采购平台实现了项目入场、采购信息公示、投标保证金在线缴纳退还、交易证明书办理等流程的线上办理功能。规范开评标见证工作，采用现场见证、视频见证相结合，强化开标、评标现场秩序管理。畅通网络投诉渠道，简化投诉程序，明确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反馈时限。二是升级招投标网速。推进数字证书互认，在贵州全省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注册登记的近10万家企业实现了一个地方注册、数字证书全省互认共享。推行远程异地评标，2017年与西藏交易中心、昆明交易中心实现了远程异地评标。三是完善大数据法规。颁布了中国首部设区市层面大数据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贵阳的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总体解决方案也成为国家推荐方案。《贵阳市大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贵阳市政府数据资源管理办法》《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实施办法》《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考核暂行办法》等法规规章相继施行，织密了法治监管体系。

　　机制与理论探讨

　　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便利和思维更新，倒逼政府通过数字化手段提升效能以满足群众期待，客观上促进了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带来动力。本文以贵阳为案例，从主体保护、市场环境、政务服务和法治监管4个维度总结了该市的具体经验措施。然而，站在贵阳放眼全国，不断查漏补缺、优化完善的过程。如果说传统的营商环境如招商优惠条件作为吸引企业“用脚投票”的重要考量，那么数字政府建设的可复制推广性，从整体上反映了各地处在相对公平的起跑线，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地在营商环境建设上的用功和精准入微水平。

　　归结起来看，数字政府优化营商环境主要体现在 3 个方面。第一，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有利于营商环境优化。政府作为最强有力的数据资源支配者，已经建立了各类庞大的数据库，涉及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因此数字政府的核心是数据资源对内交换共享、对外开放利用。政府部门之间的数据流通体现在打破条块分割的“数据烟囱”；政府与市场的数据流通体现在数据“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通过释放数据红利，让各类主体实现数据政用、商用、民用。对营商环境优化是低成本、高价值的经济社会影响。第二，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有利于营商环境优化。政府信息化平台共建、共享既是避免基础项目重复建设、实现成本节约的需要，也是破除“数据孤岛”“数据壁垒”“数据烟囱”、实现集约化使用的必然举措。国务院多次部署建设全国统一政务平台就是这个道理，目的是避免政出多门、标准不一、互不兼容，从硬件设施上对营商环境优化的统一保障。第三，数字化政务服务有利于营商环境优化。数字政府的目标之一是提高自身工作效率，进而提升服务群众的效能。全国各地都建设了政务服务大厅，城市中涉及市场主体的绝大多数事项都能通过手机APP等网络设备方式解决，“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都不跑”就能解决办事事项，这是从服务上对营商环境优化最直观、最现实的感受。

　　展望我国数字政府建设驱动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的前景，已有不同学者和城市管理者给出了多种方案，本文基于前述知识框架，建议从主体保护、市场环境、政务服务和法治监管4个方面持续发力。第一，在主体保护上。有学者看到我国区域层级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出了数字政府的整体性精准性思路，也有学者研究东莞市提出强化政府内部协同整合以解决“碎片化”问题，对贵阳这样数字化发展到一定程度、营商环境建设进入深水区的城市亦有借鉴意义。建议在市委、市政府“强省会”工作领导小组架构下，营商环境指挥部牵头抓总、协调各方，对标国际国内先进水平，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壮大本地市场主体数量和质量。要按照贵州省“贵人服务”品牌建设要求，组织各部门、各地区结合实际制定实施细则、流程指南，保护好市场主体及其投资者的权益。第二，在市场环境上。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建设目标，以国家发展改革委评估为指挥棒以评促改促优，持续开展指标提升行动，对照国家营商环境评价导向，继续对各个评价指标开展研判、制定举措，逐项优化。围绕“开办企业”“办理建筑许可”“登记财产”“获得用水”等下滑指标和容缺审批执行情况，采用“四不两直”的方式走访实地进行暗访、暗查，对发现问题及时转办交办，督促相关责任单位加快整改，补齐短板。引入媒体监督，暴露相关单位部门为服务市场主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快推进问题核查整改，使“惠企专窗”“好差评”、招商引资企业诉求得到解决。认真对待和处理企业反映的问题，及时回应市场关切，以破解营商环境“痛点、难点、堵点”问题倒逼整改提升。第三，在政务服务上。在营商环境的多个维度中，政务服务、政务公开、流程透明具有基础性地位。从总体上讲，2020年我国的在线服务指数已位列世界第9，达到较高水平。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关注行政审批的效率提升，例如，苏州市推出“网上批、不见面、快递送”，东莞市提出“流程最优、开办最快、收费最少、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群众最方便”等措施。要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继续深化简政放权，大力优化政务服务，着力推进“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降成本”，重点突破“全省通办”“跨省通办”“一网办”“一窗办”“一次办”，不断提升政务服务质效。第四，在法治监管上。以往各地畸形的政商关系，表现在政府各部门审批和企业主体谋求准入的“权力－利益”关系，对地区营商环境有极大的负面影响。早在 2015 年中央就已下发文件，要求各地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加强对改革措施的合法性审查，持续做好政府部门权责清单、政务服务事项清单等动态管理工作，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内部上下层级之间的关系，持续为市场主体松绑铺路，着力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水平。要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数字政府和营商环境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是监管全覆盖常态化，大力推行“互联网+监管”，提升监管智能化水平，探索创新对新产业、新业态等实行包容审慎监管。

　　结语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将数字政府与营商环境结合起来研究，探讨其手段与目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尝试从《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提取4个分析维度，与世界银行12个指标、国家发展改革委18个指标以及贵阳多个部门的资料相互统一，为该领域后续研究的变量选择和信息收集提供方法。本文的实践贡献是展示了贵州省会贵阳的经验做法，总体上讲，拼地方保护、拼土地低价出让、拼税收优惠等“拼命三郎”式的传统招商引资不可持续，但是通过数字政府打造营商软环境高地仍然是大势所趋，特别是西部地区数字赋能可以弥补与东部地区的营商环境差距，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可能。本文可为我国城市遇到此类问题如何去解决，提供有益的方法和借鉴。

　　作者及其单位

　　石庆波，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多民族文化繁荣发展高端智库，贵阳人文科技学院

　　黄其松，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多民族文化繁荣发展高端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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